镜头前，那些白发苍苍的受害者，哭诉着自己的血汗钱打了水漂。
周浩那张被打上马赛克的脸，成了“黑心商人”的代名词，遗臭万年。
与此同时，省青年报的头版，刊登了一篇对我的专访。
标题是：《面对构陷与危机，一位准公职人员的教科书式自救》。
文章虽然隐去了我的全名，但详细描述了我如何冷静分析、果断出手，最终“以阳谋对阴谋，捍卫了法律的尊严和自身的清白”。
我的事迹，在系统内部，成了一个“临危不乱、智勇双全”的正面典型。
一时间，我成了那个“别人家的孩子”的终极版。
但我并没有沉浸在这种虚名之中。
真正让我感到内心平静的，是一封来自遥远山区的信。
信是当地慈善基金会的工作人员代笔写的，信封里，还夹着一张照片。
照片上，一群穿着朴素，但笑容灿烂的女孩，站在一间崭新的教室里。
她们身后，挂着一条红色的横幅，上面写着：“感谢江月姐姐，为我们插上梦想的翅膀。”
我将那张照片，小心翼翼地放在了我的书桌上。
看着孩子们那一张张纯真的笑脸，我感觉，我所做的一切，都值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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