友谊宾馆的宴会厅分三个档次。
一楼大厅是自助餐，摆着长条桌，铺白布，上面是面包、黄油、冷盘、汤，管饱不管好，一般是给随员和司机吃的。二楼是圆桌宴会，能摆二十桌，有服务员端菜，有翻译全程陪同，这是给一般专家和技术人员准备的。三楼是小厅，只摆一张长桌，铺着绣花桌布，水晶杯、银餐具、白瓷盘，墙上挂着中苏两国领导人的画像，这是最高规格——给代表团正副团长和部级领导用的。
今天的欢迎宴会设在三楼。
刘国清到的时候，重工业部的人已经到了。毕彦君站在窗前，手里端着茶杯，正跟旁边的人说什么。
他四十出头，中等个头，瘦，戴副金丝眼镜，穿着灰色中山装，袖口扣得严严实实。
“毕部长。”刘国清走过去，伸出手。
毕彦君转过身，目光在他脸上停了一下，然后握住他的手。握得不重，但稳。
“刘司长，久仰。陈院长前几天还跟我们部长提你，说你是个能办事的。”
刘国清笑了笑：“院长夸人，我一般都当鞭策听。”
毕彦君也笑了，松开手，指了指旁边的沙发：“坐。趁老毛子还没到，咱们先通个气。”
两人坐下。服务员端上茶，退到门口站着。
毕彦君端起茶杯吹了吹，没喝，放下。“石景山这个项目，原本是我们重工业部的事。军工技术转民用，牵扯到一机部的设备和技术人员，所以上面决定两家联合搞。你负责牵头，我配合。”
他说“配合”两个字的时候，语气很平，看不出什么情绪。但刘国清知道，这种事搁谁心里都不舒服。重工业部的地盘，一机部的人来牵头，毕彦君能说出“配合”二字，已经算是有格局了。
“毕部长客气了。”刘国清身子往前倾了倾，“我是搞计划的，具体的技术和设备安装，还得靠你们冶金口的老把式。我的任务就是协调资源、打通关节，不让项目卡在流程上。”
毕彦君看了他一眼，点了点头。这话说得实在，不抢功，不推责，把自己定位成“协调者”而不是“指挥者”。他心里那点不舒服，散了大半。
两人又聊了几句，把接下来的分工大致定了——刘国清负责对接苏联专家、协调设备和物资，毕彦君负责现场施工和技术消化。
一个管外，一个管内，各司其职。
而且，还有最关键京城冶金行业的大整合，这个事情，也成了这次讨论的关键。
刘国清站起来，准备去宴会厅。走到门口，毕彦君突然叫住他。
“刘司长，有个事儿我一直没想明白。”
刘国清回过头。
“弗拉基米尔点名要你对接。这种事在援华代表团里不多见啊。一般来说，他们更愿意跟副部级以上的人打交道。你一个司长——”
他顿了顿，“你跟这老毛子什么交情？”
刘国清想了想，说了句实话：“我把他的自行车踹烂过。”
毕彦君愣了两秒，然后笑了。那笑容里带着点“原来如此”的意思，也有点“这人有点意思”的意思。
“行，去吧。”
宴会厅里，人已经到齐了。
计划司的关张赵马黄五位处长坐在靠墙的一桌，每人面前摆着三个杯子——一个白酒杯，一个洋酒杯，一个茶水杯。
这是周至柔提前安排好的，按照苏联人的习惯，白酒洋酒换着喝，中间拿茶漱口。
重工业部的人坐在对面那桌，都是搞冶金的老人，抽烟的抽烟，喝茶的喝茶，表情放松，像是在自己家客厅。
刘国清走进来的时候，五位处长齐刷刷站起来。关端长嗓门最大，喊了声“刘司长”，把旁边重工业部的人吓了一跳。
这，有点牛逼啊，这刘司长什么来路？
刘国清摆摆手，示意他们坐下。
他扫了一眼宴会厅，苏联专家还没到。
他走到窗户边，点了根烟，脑子里过了遍今天的流程——先吃饭，喝两轮，然后谈项目，最后把自行车还了。简单，不复杂。
门口传来脚步声。
先是一阵叽里咕噜的俄语，然后是一个大嗓门，中气十足，隔着门都能听见。
“刘！刘在哪里？”
门被推开，弗拉基米尔走进来。
五十一岁，秃顶，啤酒肚，圆脸，鼻子大得像颗蒜。他穿着一件灰色西装，扣子绷得紧紧的，好像随时会崩开。左手拎着个公文包，右手——拎着个麻袋。
沉甸甸的麻袋，跟刘国清那个一模一样。
宴会厅里安静了一瞬。
苏联专家团十几个人跟在后面，齐刷刷看过去，各个嘴角露出笑意。那笑容不是嘲笑，是那种“果然如此”的会心一笑。
计划司这边，关端长最先反应过来。他凑到旁边一个苏联工程师跟前，让翻译帮忙传话：“好巧啊，我们司长也有一个一模一样的麻袋。”
翻译愣了一下，还是翻了。
那苏联工程师听完，哈哈一笑，拍了拍关端长的肩膀，叽里咕噜说了一大串。翻译听完，脸上露出为难的表情，但还是翻了：“关同志，我不知道你们的司长酒量怎么样？在乌克兰，我们的团长一个人一瓶伏特加就跟喝水一样。”
关端长脸上的肉抖了一下。
他想起司长说过的话——“不能落下风。”他咬了咬牙，声音不大，但很硬：“我们司长，三瓶茅台，大气都不喘一下。”
翻译看着他，眼神里写着“你认真的？”
关端长瞪了他一眼：“照着翻。”
翻译咽了咽口水，翻了过去。
那苏联工程师听完，眼睛瞪得跟铜铃似的，嘴张着，半天没合上。他回头看了看弗拉基米尔，又看了看刘国清，最后嘟囔了一句俄语，翻译小声说：“他说——娘嘞，我就是吹牛皮而已。弗拉基米尔说了，一机部能吹一瓶就干，两瓶死命干。三瓶？那不可能。”
关端长嘿嘿一笑，端起茶杯喝了一口，心里想：反正不用我喝，怎么吹都行。
这时候，弗拉基米尔已经穿过人群，走到刘国清面前。他把麻袋往地上一放，发出沉闷的声响——里面装了不少东西。
“刘！”他张开双臂，用蹩脚的中文喊了一声，然后叽里咕噜说了一串俄语。
刘国清走上前，跟他抱在一起。苏联人的拥抱跟他们的冬天一样实在——勒得人喘不过气，还附带拍后背，每一下都跟铁砂掌似的。刘国清被他拍了三下，感觉肺里的空气都被挤出来了。
“老东西，你还活着。”刘国清松开他，上下打量了一眼，“肚子又大了。”
弗拉基米尔听不懂中文，但看刘国清的表情就知道不是什么好话。他拍了拍自己的肚子，哈哈大笑，用俄语说了一长串。
翻译在旁边小声翻译：“他说——这是乌克兰的黑面包养大的，不是你们中国的米饭。”
刘国清虽然听得懂俄语，但还是让翻译跟着。显得郑重且公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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