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九九七年二月下旬，上海的冬天还在作最后的挣扎。
陈河生坐在火车上，靠着窗，看着外面的平原。天灰蒙蒙的，云压得很低，像一块脏兮兮的棉絮。田里的麦苗刚返青，稀稀拉拉的，绿得不精神。沟渠里的水结了冰，薄薄的一层，灰白色的，像一条僵硬的蛇。他从洛阳上车，已经坐了十几个小时。硬座车厢里挤满了人，过道里站着、蹲着、躺着的都有，空气里混着各种味道——汗味、烟味、泡面味、脚臭味，浓得化不开。但他已经习惯了。四年了，每年两趟，从上海到洛阳，从洛阳到上海。这条线，他闭着眼睛都能走。
对面坐着一个年轻人，跟他差不多大，穿着一件皮夹克，头发梳得油亮，手里拿着一台随身听，耳机塞在耳朵里，身体随着音乐轻轻摇晃。他偶尔摘下耳机，跟旁边的人说几句话，说的是一口广东腔的普通话。他在上海做生意，卖电子产品，说是从深圳进的货，拿到上海卖，一台能赚好几百。河生听着，觉得这个世界变化真快。他还在学校里读书，人家已经开始做生意赚钱了。但他不羡慕。他知道自己要做什么。他不是做生意的料，他是造船的料。
火车过了南京，天亮了。太阳从云缝里挤出来，照在江面上，灰绿色的江水闪着光，像一匹抖开的绸缎。江面上有船，拖轮、货船、驳船，一艘接一艘，突突突地开着。河生看着那些船，心里忽然涌起一种亲切感。船，就是他这辈子要做的东西。不管是大船小船，货船军舰，都是他的命。
到上海的时候是上午九点。他背着旅行袋走出火车站，天已经大亮了。空气里有一股潮湿的冷，钻进脖子里，凉飕飕的。他缩了缩脖子，加快脚步，走到公交车站。15路车来了，他挤上去，站在车厢里，一只手抓着吊环，一只手护着旅行袋。车窗外的街景慢慢往后退——南京路、外滩、十六铺、徐家汇。他看了四年了，每一栋楼、每一棵树、每一盏灯，他都认识。但他还是喜欢看。看那些高楼，看那些车流，看那些人。这些人，这些楼，这些车，都是这个时代的一部分。他也是这个时代的一部分。
到了学校，他走进校门。梧桐树还是光秃秃的，但枝条上已经鼓起了芽苞，小小的，嫩绿的，像一个个小疙瘩，憋着劲儿要往外钻。草坪上有了绿色，枯黄的草下面，新草冒出来了，细细的，软软的，像婴儿的头发。他走过图书馆，走过教学楼，走过操场，到了七号楼。楼道里很安静，脚步声在空荡荡的走廊里回响。
推开宿舍门，里面空无一人。床铺都空着，光秃秃的床板上落了一层灰。窗户关着，屋里闷得慌，有一股霉味。他把旅行袋放在自己的铺位上，打开窗户。风吹进来，带着操场上的青草味，还有远处食堂的饭菜味。他深深地吸了一口，觉得肺里都是春天的味道。
他开始打扫卫生。扫地、擦桌子、擦床板、拖地。他把赵磊的、刘建国的、张伟的、陈志远的桌子都擦了一遍。然后去水房打了一桶水，把地板拖了两遍。忙了一个多小时，宿舍里干净了，窗明几净的，阳光照进来，亮堂堂的。他坐在自己的铺位上，从旅行袋里掏出母亲给准备的东西：一袋干枣、一袋花生、一瓶辣椒酱、一双新布鞋、一件新棉袄。棉袄是蓝色的，卡其布面，里面絮了新棉花，厚厚的，软软的。他摸了摸，觉得母亲的手指还在上面——那一针一线，都是母亲的手艺。
他把干枣和花生放在桌上，把辣椒酱放在窗台上，把棉袄叠好放在床头，把布鞋放在床底下。然后掏出那个日记本，翻开，在第一页写了几行字：
一九九七年二月二十三日，返校。上海，阴。
寒假回家，见了妈、哥、嫂子、陈冉。见了林雨燕。她很好。她妈给我做了红烧肉，很好吃。哥的腿好了，又在工地上干活。陈冉会背诗了，背了“床前明月光”，背得很熟。妈老了，头发全白了。她说，让我别挂念她，好好学习。
这学期，我要保持第一。我要把课程设计做完，交一个最好的报告。我要入党。
他合上本子，放在枕头底下。铜铃、书签、照片、钢笔都在。他摸了摸，一样不少。照片有两张了——一张是林雨燕的黑白证件照，边角都磨毛了；一张是彩色照片，她在银杏树下笑的，金黄的叶子落在她肩膀上。他把两张照片并排放在一起，看了好一会儿，然后小心地放回去。
后面的几天，室友们陆续回来了。
刘建国是第一个到的。他推门进来的时候，河生正坐在床上看书。刘建国背着一个大编织袋，跟往年一样，脸被风吹得通红，耳朵上长着冻疮，裂了口子，结了血痂。他把编织袋往地上一放，从里面掏出红薯、花生、核桃、柿子醋、柿饼，还有一样新东西——一袋山楂干，红红的，酸酸的，闻着就流口水。
“我妈晒的。她说，开胃的。你学习累，多吃点。”
河生接过来，拿了一片放进嘴里。山楂干很酸，酸得他皱了一下眉头，但嚼着嚼着就甜了。“好吃。替我谢谢阿姨。”
刘建国点点头，开始收拾铺位。河生注意到他的鞋换了——不是新的，是一双旧军用鞋，绿色的，鞋头磨白了，鞋帮上有一道裂缝，用麻线缝着。鞋底倒是新的，是用拖拉机轮胎剪的，花纹很深，很耐磨。
“建国，这鞋哪儿来的？”
“老乡给的。他退伍了，鞋没带走。”刘建国头也不抬，“比我那解放鞋结实。”
河生没说话。他看着刘建国把东西一样一样地从编织袋里掏出来——衣服、书、笔记本、一支秃了头的钢笔、一瓶墨水、一个搪瓷缸子，缸子上的字都磨没了，只剩下一个模糊的红五星。他把每一样东西都放得整整齐齐，被子叠得方方正正，书按大小排好，笔放在笔筒里。他的床铺永远是宿舍里最整洁的，比陈志远的还整洁。
赵磊第二天到的。他拖着一个大行李箱，一进门就喊：“可算回来了！北京冷死了！上海怎么样？还冷不冷？”他一边说一边脱外套，从箱子里掏出各种东西——果脯、茯苓夹饼、驴打滚、稻香村点心，还有两瓶二锅头。“我爸说了，让我请兄弟们喝酒。上学期考得不错，奖励我的。”
“考了多少名？”张伟问。
“二十八。”
“不错啊，进步了。”
“那是！”赵磊得意地笑了，“我这学期好好学了。再也不能给北京人丢脸。”
张伟第三天到的。他扛着一个大蛇皮袋，里面装满了海鲜——带鱼、黄鱼、虾干、紫菜、蛏干、海蜇皮，还有一样新东西——一袋鱼丸，白白的，圆圆的，用塑料袋装着，里面还有冰块。
“我妈做的。鱼肉打的，没有刺。煮汤特别鲜。”
陈志远最后到。他还是那样，一个双肩包，几件换洗衣服，几本书，还有那台笔记本电脑。但他的笔记本电脑又换了，更薄，更轻，银灰色的外壳上有一个被咬了一口的苹果标志。
“这是什么牌子？”赵磊凑过来看。
“苹果。美国的。”
“好用吗？”
“好用。比PC好用多了。界面漂亮，软件也好。”
“多少钱？”
“一万多吧。我爸从美国带回来的。”
宿舍里安静了一下。赵磊咋了咋舌，张伟瞪大了眼睛，刘建国低下头继续整理东西，河生翻了一页书。一万多块。他大哥在工地上干一年，也挣不了一万块。但他已经不会像大一那样觉得不平衡了。人和人不一样，这是命。但命是可以改的。他就在改自己的命。
二
三月开学第一周，天气忽然暖了。
上海的春天来得快，像变魔术一样。昨天还是光秃秃的树枝，今天就冒出了绿芽；昨天还是枯黄的草坪，今天就铺了一层嫩绿。花坛里的花开了，迎春花、白玉兰、紫玉兰，一丛一丛的，白的像雪，紫的像霞，黄的像金。走在校园里，空气里都是花香和青草的味道，甜丝丝的，让人想深呼吸。
河生走在校园里，看着这一切，心里忽然觉得很平静。这学期课还是那么多，专业课更难了，课程设计还没做完，入党的事也在进行中。但他不觉得紧张。他觉得自己像一棵树，根已经扎下去了，扎得很深，不管上面怎么风吹雨打，他都不会倒。
第一周的课，孟教授讲了船舶振动的理论。他在黑板上写了一大板公式，从单自由度系统讲到多自由度系统，从自由振动讲到强迫振动，从无阻尼讲到有阻尼。他讲得很快，板书一擦就没，河生拼命记笔记，手都酸了。
“船舶振动，”孟教授站在讲台上，声音不大但很清晰，“是船舶设计中必须考虑的问题。你的船，发动机一转，螺旋桨一打，海浪一撞，就会振动。振动大了，船员受不了，设备受不了，船体也受不了。轻则不舒服，重则出事故。所以，你要学会计算振动，控制振动，消除振动。”
他顿了顿，看着台下的学生。
“你们知道吗？有些船，因为振动太大，开出去没几天就回来了。船员在船上待不住，头晕、恶心、睡不着觉。这样的船，能打仗吗？能运货吗？不能。所以，振动问题，不是小问题，是大问题。关系到船的性能，关系到船员的生活，关系到任务的完成。”
河生听着，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：振动，频率，振幅，阻尼，共振。这些概念，他在课本上学过，但从来没有跟实际联系起来。现在孟教授把它们联系起来了——振动不是一堆公式，是船员的头晕，是设备的损坏，是任务的失败。他忽然觉得，这些公式有了生命，有了重量，有了意义。
课后，他去找孟教授。
“孟老师，船舶振动的计算，有很多近似方法。这些方法的精度够不够？有没有更精确的方法？”
孟教授看了他一眼，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。“这本。船舶振动学，英文的。里面讲了有限元法在船舶振动分析中的应用。你看完以后，写一个读书报告。一万字。两个月后交。”
“好。”
河生接过书，翻了翻。全是英文，比上学期的书更厚，更复杂。有很多他没学过的数学方法——模态分析、谱分析、随机振动。他知道，这又是一个大工程。但他不怕。他做过两次了，就能做第三次。
回到宿舍，赵磊看见那本书，叹了口气：“又是英文的？孟教授是不是把你当博士生了？”
“不是。他是想让我多学点。”
“多学点？你已经是第一名了，还要多学点？”
“第一名不是终点。”河生说，“我要学的东西，还有很多。世界上最好的船舶工程师，不是靠第一名当上的，是靠真本事。”
赵磊看着他，摇了摇头：“你这个人，太拼了。不过，我佩服你。”
河生笑了笑，翻开书，开始看。
三
三月中旬的一个晚上，河生正在图书馆看书，忽然听见外面有人喊。声音很大，很急，从走廊里传过来，越来越近。他抬起头，看见一个人跑进阅览室，站在门口，喊了一句什么。他没听清，但周围的人忽然安静了。然后有人站起来，有人合上书，有人开始低声说话。气氛一下子变了，像一盆冷水泼下来，冷到了骨头里。
“邓爷爷去世了。”
这句话像一颗炸弹，在图书馆里炸开了。有人惊呼，有人沉默，有人站起来又坐下，有人开始收拾东西往外走。河生坐在那儿，一动不动。他手里的笔停在空中，墨水在纸上洇开了一个黑点，越来越大。他看着那个黑点，脑子里一片空白。
邓爷爷。这个名字，他从小就听。在村里，在大队广播里，在学校的课本上，在父亲的嘴里，在德顺爷的叹息里。邓爷爷，改革开放，包产到户，分田到户，允许打工，允许高考，允许上大学。没有邓爷爷，他可能还在黄河边上挖野菜，可能跟大哥一样在工地上搬砖，可能一辈子都走不出那个村子。是邓爷爷改变了他的命运。不，是邓爷爷改变了所有人的命运。整个国家的命运。
他合上书，站起来，走出图书馆。外面已经有很多人了，三三两两地站在路上、草坪上、台阶上，低声说着话。路灯亮着，照在他们的脸上，表情各异——有的震惊，有的悲伤，有的茫然，有的平静。有人在哭，悄悄地擦眼泪。有人在抽烟，一根接一根。有人在发呆，看着天空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
河生站在图书馆门口，看着这一切。他忽然想起父亲。父亲活着的时候，说过一句话：“邓大人，是咱老百姓的恩人。”那是1984年，包产到户第一年，家里的粮食堆满了仓，父亲坐在门槛上，抽着烟，说了这句话。他那时候还小，不懂什么叫“恩人”。现在他懂了。恩人，就是改变了你命运的人。没有邓爷爷，他可能连初中都上不完，更别说高中、大学、上海交大。他的一切——知识、见识、能力、未来——都是邓爷爷给的。不，是邓爷爷的政策给的。是那个时代给的。
他走回宿舍。宿舍里，赵磊坐在床上，眼睛红红的。张伟在抽烟，一根接一根。刘建国低着头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陈志远站在窗前，看着外面。
“你们听说了？”赵磊问。
“听说了。”河生说。
“我爸打电话来了。他说，北京那边……很多人哭了。”
宿舍里沉默了很久。没有人说话。窗外的风呜呜地响，吹得窗户框子咯吱咯吱的。远处的路灯亮着，照在梧桐树上，光秃秃的枝丫在风里摇晃，像无数只手在颤抖。
“他是伟人。”赵磊忽然说，“他是真正的伟人。”
“嗯。”河生说。
“没有他，就没有今天的中国。”赵磊的声音有点抖，“没有他，我们可能还在饿肚子，还在封闭。是他让我们吃饱了饭，让我们有了书读，让我们能上大学，让我们能去上海、去北京、去全世界。”
河生没说话。他想起了德顺爷。德顺爷说过，他这辈子经历过很多事，最苦的时候是三年困难时期，最好的时候是改革开放以后，能吃饱饭了，能穿暖了，能活得像个人了。他说，这是邓总理的功劳。
“我入党，就是因为邓爷爷。”赵磊说，“我看了他的书，听了他的话，觉得他说的对。中国需要改革，需要开放，需要发展。我入党，就是要为国家做事，为人民做事。像他一样。”
河生看着他。赵磊的眼睛红红的，但很亮。那里面有光，有火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。河生知道，那是什么。那是信仰。
那天晚上，河生躺在床上，翻来覆去睡不着。他想起很多事情。想起父亲坐在门槛上抽烟，说“邓大人是咱老百姓的恩人”。想起德顺爷坐在黄河边上，说“最好的时候是改革开放以后”。想起大哥在工地上搬砖，说“要不是邓大人，咱还在生产队里挣工分”。想起自己从黄河边走到上海，从农村走到城市，从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民的儿子，变成一个大学生、一个优等生、一个将来要造军舰的人。这一切，都是因为邓爷爷。因为他的政策，因为他的时代。
他把手伸进枕头底下，摸到那个铜铃。铃铛凉凉的，慢慢变暖。他攥着铃铛，闭上眼睛。
德顺爷，邓大人走了。您见着他了吗？您替我们谢谢他。谢谢他让中国人吃饱了饭，让中国走上了正路，让我能上大学，能造大船，能成为一个有用的人。
他的眼泪流下来了。他没有擦，让它流。流到枕头上，湿了一片。
第二天，学校降了半旗。
国旗在旗杆上缓缓升起，又缓缓降下，停在中间。全校师生站在操场上，默哀三分钟。没有人说话，没有人动。风从黄浦江那边吹过来，凉凉的，吹得国旗哗哗响。河生站在队列里，低着头，看着脚下的地。地上有草，嫩绿的，刚冒出来。他想，春天还是来了。不管发生了什么，春天都会来。
默哀结束，校长讲话。他说，邓爷爷同志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，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领路人。他说，我们要继承邓爷爷同志的遗志，把改革开放进行到底，把现代化建设进行到底。他说，同学们，你们是国家的未来，是民族的希望。你们要好好学习，掌握本领，为国家的富强贡献自己的力量。
河生听着，心里忽然很平静。他知道，邓爷爷走了，但他的路还在。那条路，是改革开放的路，是现代化的路，是让中国强大的路。他要在那条路上走下去。一直走，走到头。
四
三月下旬，校园里的气氛慢慢恢复了正常。但有一种东西变了，变得更深、更沉、更厚。同学们学习更认真了，上课更专心了，自习更刻苦了。有人在图书馆里一坐就是一整天，有人把课本翻了一遍又一遍，有人做习题做到深夜。河生知道，这是因为邓爷爷。因为他走了，大家更珍惜他留下的东西——知识、机会、未来。
河生也更努力了。他每天五点起床，听英语，看专业书。白天上课，认真听讲，认真记笔记。晚上自习，复习当天的内容，准备明天的内容。周末去图书馆，看参考书，做习题，写读书报告。他的生活像一台精密的钟表，每一天、每一个小时、每一分钟，都有安排，都有目标。
课程设计进入了最后阶段。他要把这学期学的所有知识都用到设计中去——阻力、推进、稳性、结构、振动。他要把每一个参数都算准，每一根线都画直，每一个标注都写清楚。他要把这艘船设计成一艘真正的船，不是纸上的，是心里的。
最难的是振动计算。船体的振动，是一个复杂的问题。发动机的激励、螺旋桨的激励、海浪的激励，三种激励叠加在一起，产生复杂的振动响应。他用有限元法，把船体分成五百多个单元，每一个单元列一个方程，五百多个方程，用计算机求解。陈志远教他用苹果电脑上的有限元软件，他学了两天，学会了。然后他花了一个星期，把船体的振动模态算出来了。结果很好，振动频率避开了发动机和螺旋桨的激励频率，不会发生共振。
他把结果拿给孟教授看。孟教授看了，点点头：“不错。你的有限元用得越来越熟练了。但还有一点，你的阻尼系数取的是经验值，不够精确。你应该用实测数据，或者用更精确的理论公式。改一下，再算一遍。”
河生回去改了三天，重新算了阻尼系数，重新算了振动响应。第二次拿给孟教授看。孟教授看了，点点头：“好多了。继续做下一部分。”
河生松了一口气。他开始做最后一部分——结构强度校核。他用有限元法，把船体的应力分布算出来了。结果很好，最大应力在许用应力范围内，安全系数满足规范要求。
他把所有的计算结果汇总，写成设计报告。报告写了五十多页，包括计算书、图纸、表格、曲线。他写了三天三夜，改了五遍。每一个公式都检查了，每一个数字都核对了一遍，每一根线都重新画了一遍。他把报告装订好，封面上写着：
沿海货船设计报告
船舶工程系94级 陈河生
一九九七年四月
他看着封面上的字，心里忽然涌起一种成就感。这是他第一次独立完成一个完整的设计。从船型选择到主尺度确定，从线型设计到总布置设计，从结构设计到性能计算，每一步都是他自己做的。这艘船，是他心里长出来的。像一棵树，从种子发芽，慢慢长大，长出枝干，长出叶子，开出花，结了果。
他把报告交给张老师。张老师翻了翻，说：“不错。你用了很多新方法——有限元、模态分析、随机振动。这些方法，研究生都不一定用得好。你一个本科生，能用成这样，不容易。”
“谢谢张老师。”
“但是，”张老师话锋一转，“你的报告有个问题。你的计算很精确，但你的设计太保守了。你用了很大的安全系数，结构很结实，但太重了。船太重，载货量就小了，经济性就差了。设计一艘船，不是越结实越好，是在安全和经济的平衡点上。你要找到那个点。”
河生愣了一下。他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。他一直以为，越结实越好，越安全越好。但张老师说，不是这样的。太结实了，船就重了，重了就装得少了，装得少了就赚得少了。设计，就是在各种矛盾中找平衡。安全与经济，强度与重量，速度与油耗，稳性与舒适性。每一个参数都是双刃剑，砍这边伤那边。
“那我该怎么改？”他问。
“减重。”张老师说，“把安全系数降下来，把结构优化一下。该厚的地方厚，该薄的地方薄。不要一刀切。船体不是一块铁板，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。你要让它该硬的地方硬，该软的地方软。像人的骨头，有的地方粗，有的地方细。粗的地方受力大，细的地方受力小。你不能让所有的骨头都一样粗，那是怪物。”
河生回去改了。他把安全系数从1.5降到了1.3，把外板的厚度分成了三个等级——船中最厚，艏艉次之，舷侧最薄。把肋骨的间距加大了一些，把舱壁的厚度减薄了一些。他重新算了强度，重新算了重量，重新算了载货量。结果出来了——结构重量减轻了百分之八，载货量增加了百分之五，航速提高了零点二节。他把结果拿给张老师看，张老师点点头：“好多了。但还可以再优化。你回去再想想。”
他又回去改了。这次他把安全系数降到了1.25，把高强度钢用在了关键部位——龙骨、甲板、舷顶列板。他用铝合金代替了部分钢材——上层建筑、舱壁、非受力构件。他重新算了强度，重新算了重量，重新算了成本。结果出来了——结构重量减轻了百分之十二，载货量增加了百分之八，航速提高了零点三节，成本增加了百分之三。他把结果拿给张老师看，张老师看了很久，然后说：“好。这个设计，可以打九十五分。”
“为什么不是一百分？”
“因为没有一百分的设计。”张老师说，“设计永远可以改进。你今天觉得是最好的，明天就会有更好的。你要做的，不是追求完美，是追求更好。每天好一点，每年好一点，一辈子好一点。这就是工程师的路。”
河生点点头。他把报告收起来，心里忽然很平静。他知道，这条路还很长。他走了四年，但只是开了个头。后面还有十年、二十年、三十年。他要一直走，一直学，一直做。每天好一点，每年好一点，一辈子好一点。
五
四月，校园里的花全开了。
白玉兰、紫玉兰、樱花、海棠、桃花、梨花，一树一树的，白的像雪，粉的像霞，红的像火。走在校园里，头上是花，脚下是花，空气里都是花香。蜜蜂嗡嗡地叫着，在花丛里飞来飞去，忙着采蜜。蝴蝶也来了，花翅膀的、白翅膀的、黄翅膀的，在花间翩翩起舞。
河生走在校园里，看着这一切，心里忽然想起林雨燕。她在新乡，那边的花也开了吧？银杏树发芽了吧？她是不是还每天早上跑三圈？是不是还在写小说？是不是还在想他？
他回到宿舍，拿出纸和笔，给她写了一封信。
雨燕：
上海的春天来了。校园里的花都开了，白的、粉的、红的，很好看。我想起你在银杏树下拍的那张照片，金黄的叶子落在你肩膀上。现在的银杏树发芽了，嫩绿嫩绿的，也很好看。等你来了，我带你去看。
这学期很忙。课程设计做完了，孟教授说不错，张老师说九十五分。但我知道，还不够好。我还要继续学，继续做。每天好一点。
邓爷爷去世了。你知道吗？那天晚上，我在图书馆，听见消息，整个人都懵了。没有他，就没有今天的中国，就没有我的今天。我哭了。不丢人吧？
香港快回归了。校园里到处是倒计时牌，还有一百天，九十天，八十天。同学们都很激动，说要去香港看看。我也想去。但我知道，现在不是时候。现在是要学习的时候。等我毕业了，工作了，有钱了，我带你去。我们去香港，去看维多利亚港，去看会展中心，去看回归纪念碑。
你最近怎么样？学习累不累？身体好不好？你妈身体好吗？你爸还在电厂上班吗？你写的那个小说，写完了吗？我等着看呢。
河生
他把信装进信封，贴上邮票，寄了出去。
四月下旬，他收到了林雨燕的回信。信很厚，有五六页。他拆开，一张一张地看。
河生：
你的信收到了。上海的春天真美。你说花都开了，白的、粉的、红的，我都能想象出来。新乡的春天也来了，银杏树发芽了，嫩绿嫩绿的。我每天早上去跑步，路过那棵银杏树，都会停下来看一看。我想起你在信里说的，等你来了，带我去看花。我等着那一天。
邓爷爷去世的消息，我也听说了。那天我们在上课，老师走进来，说了一句“邓爷爷同志逝世了”，全班都安静了。然后有人哭了。我也哭了。不丢人。他是伟人，是恩人。没有他，就没有我们的今天。
香港快回归了。我们学校也挂了倒计时牌，还有六十多天。同学们都很激动，说要搞庆祝活动。我们文学社准备出一期专刊，写香港回归的诗歌和文章。我也写了一篇，写的是香港的历史，从鸦片战争到九七回归。写的时候，我哭了好几次。一百多年的屈辱，终于结束了。中国强大了，再也不会被人欺负了。
我的小说写完了。三万多字，写了半年。写的是一个女孩从农村到城市的故事。她遇到了很多人，经历了很多事，慢慢长大了。我寄给你看，你是第一个读者。看完以后，给我提意见。我知道你不太懂文学，但你的意见，对我很重要。
我妈问你什么时候来。她说，等你来了，她给你做红烧肉、糖醋排骨、酸菜鱼、蒜蓉空心菜。她说，你太瘦了，要多吃点。
我等你。
雨燕
信里夹着一叠稿纸，密密麻麻的，是那个小说。河生把稿纸放在桌上，没有马上看。他要找一个安静的时间，慢慢地看，一个字一个字地看。她写的，他要认真看。
六
五月，校园里的气氛越来越热烈了。
距离香港回归还有五十天、四十天、三十天。倒计时牌上的数字一天天变小，同学们的兴奋一天天高涨。有人在讨论回归后的香港会是什么样子，有人在计划暑假去香港旅游，有人在学粤语，说要去香港找工作。广播里天天放《东方之珠》《七子之歌》《我的中国心》，听得人热血沸腾。
河生也被这种气氛感染了。他每天走过倒计时牌，都会停下来看一眼。三十八、三十七、三十六……每过一天，他心里就激动一分。他想，香港回来了。一百多年了，终于回来了。这是邓爷爷的心愿，也是所有中国人的心愿。他老人家没等到这一天，但他的心愿实现了。香港回来了。
五月四日，学校举办了“迎回归”五四文艺晚会。大礼堂里坐满了人，台上演着节目——合唱、舞蹈、诗朗诵、小品、相声。每一个节目都跟香港回归有关，每一个节目都充满了激情和喜悦。
船舶系出了一个节目——大合唱《东方之珠》。河生站在合唱队里，穿着白衬衫、蓝裤子，跟大家一起唱。
“小河弯弯向南流，流到香江去看一看。东方之珠，我的爱人，你的风采是否浪漫依然……”
唱到“东方之珠”的时候，河生忽然想起了一件事。他想起了黄河。黄河也是弯弯的，也是向南流，也是流向大海。黄河是母亲，香江是游子。母亲在家里等了游子一百多年，游子终于要回来了。他唱得很大声，嗓子都喊哑了。但他不在乎。他就是要大声唱，唱给黄河听，唱给德顺爷听，唱给父亲听，唱给所有死去和活着的人听。
晚会结束后，河生走在回宿舍的路上。月亮升起来了，又大又圆，照得校园里亮堂堂的。梧桐树的叶子绿得发亮，在月光下像一片片翡翠。蝉开始叫了，一声接一声，很响，但他不觉得吵。他想，香港回归了，中国强大了，以后谁也不敢欺负我们了。他摸了摸兜里的铜铃，铃铛温温的。德顺爷，您听见了吗？香港要回来了。您活着的时候，没赶上。现在赶上了。您高兴吗？
七
五月下旬，河生接到通知：党组织要讨论他的入党申请。
他大一就写了入党申请书，大二交了思想汇报，参加了党课学习，通过了组织的考察。现在，终于到了最后一步——支部大会讨论。
他紧张得不行。不是害怕，是激动。入党，这是他这辈子最重要的决定之一。另一个重要的决定是考大学。考大学改变了他的命运，入党决定了他的人生方向。他要为国家做事，为人民做事，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身。这不是口号，是他的心里话。
支部大会在系会议室举行。支部书记是一个中年老师，姓王，教政治课的。支部里有十几个党员，有老师，有学生。河生站在他们面前，宣读自己的入党志愿书。
他读得很慢，一个字一个字地读。每一个字都像一颗钉子，钉在心里。读完了，他抬起头，看着面前的党员们。他们的表情很严肃，目光很认真。
然后是介绍人发言。他的介绍人是辅导员和孟教授。辅导员说，陈河生同学思想进步，学习刻苦，成绩优异，积极参加各项活动，团结同学，尊敬师长，符合党员条件。孟教授说，陈河生同学专业基础扎实，科研能力强，有献身国防事业的志向，是一名优秀的大学生。
然后是党员讨论。有人说他好，有人说他还要继续努力。有人说他太内向，要多跟同学交流。有人说他太拼了，要注意身体。河生听着，脸上热热的，心里暖暖的。他知道，这些都是为他好。
最后是表决。全体党员举手表决，一致同意吸收陈河生同志为中共预备党员。
支部书记宣布结果的时候，河生的眼泪流下来了。他没有擦，让它流。流在脸上，热热的，咸咸的。他想起了父亲，想起了德顺爷，想起了母亲，想起了大哥。他想，他们要是知道这个消息，该多高兴啊。
散会后，孟教授走过来，拍拍他的肩膀。
“陈河生，恭喜你。从今天起，你是党员了。党员不是荣誉，是责任。你要记住，你做的每一件事，都代表着党。你不能给党丢脸。”
“我记住了。”
“还有，”孟教授看着他，目光很温和，“你选择了船舶工程，选择了国防事业。这条路很难，很苦，很长。你要有思想准备。不是一天两天，是一辈子。你能做到吗？”
“我能。”
“好。”孟教授点点头，“我相信你。”
那天晚上，河生坐在宿舍里，给家里写了一封信。他告诉大哥，他入党了，是预备党员。他说，这是他的光荣，也是咱家的光荣。他说，他会继续努力，不会给党丢脸，不会给咱家丢脸。
信寄出去后，他躺在床上，从枕头底下摸出那个铜铃。铃铛凉凉的，慢慢变暖。他攥着铃铛，闭上眼睛。
德顺爷，我入党了。您高兴吗？爹，您高兴吗？妈，您高兴吗？哥，您高兴吗？我会好好的。我会做一个好党员，造好船，为国家做事。你们放心。
他的眼泪又流下来了。这一次，他没有擦。让它流。流到枕头上，湿了一片。但这不是悲伤的泪，是高兴的泪。
八
六月，校园里的气氛达到了高潮。
距离香港回归还有三十天、二十天、十天。倒计时牌上的数字一天天变小，同学们的兴奋一天天高涨。有人在宿舍里挂起了香港的区旗，有人在墙上贴了回归的海报，有人在衣服上别了回归的徽章。广播里天天放《东方之珠》《七子之歌》《我的中国心》，还有《走进新时代》《春天的故事》。这些歌，河生都会唱了。他一边走一边哼，心里热乎乎的。
六月下旬，期末考试又到了。但这学期的考试，跟以前不一样。以前是紧张、焦虑、担心。这学期是平静、踏实、自信。他知道自己学得怎么样，他知道自己能考多少分。他不需要紧张，不需要焦虑，不需要担心。他只需要做一件事——把学的东西写在卷子上。
第一门考的是船舶振动。孟教授出的题，很难，有很多计算题，还有一道设计题——设计一艘护卫舰的振动隔离系统，计算它的隔振效率，并用有限元法校核。河生做了两个小时，把每一道题都做完了。他用有限元法校核隔振效率的时候，发现手算的结果跟电脑算的结果完全一致。他知道，他做对了。
第二门考的是船舶设计原理。张老师出的题，有一道大题是课程设计的延伸——优化船体结构，减轻重量，提高载货量。河生做得很顺，因为他已经改了很多遍了。他用了四十分钟就做完了，检查了一遍，改了两个计算错误，然后交卷。
第三门考的是弹性力学。这门课是基础课，但很重要。河生复习了很久，把每一章的重点都过了一遍。考试的时候，他发现有一道题是他自己推导过的，他直接把推导过程写上去，省了很多时间。
最后一门考的是英语。河生的英语已经很好了。他能听懂常速英语新闻，能看英文专业书，能写英文论文。他的口语还是不太好，但考试不考口语。阅读理解他做得很快，作文也写得顺。作文题目是“The Future of China”，他写了三句话：China will be strong. China will be prosperous. China will be united.
考完最后一门，他走出考场，站在操场上，深吸了一口气。天很蓝，云很白，风很轻。操场上有人在踢球，有人在跑步，有人在晒太阳。他站在那儿，看着他们，忽然觉得，世界真美好。
成绩出来那天，他去看榜。船舶系一百二十个人，他考了第一名。船舶振动九十八分，船舶设计原理九十六分，弹性力学九十四分，船舶推进九十二分，英语九十分，政治八十八分。
他站在榜前，看了很久。第一名。他又做到了。连续三个学期，第一名。
赵磊考了第二十五名，拍着他的肩膀说：“哥们儿，你太牛了！又是第一名！我请你吃饭！”
刘建国考了第三名，还是不说话，只是点了点头。但河生注意到，他的眼睛里有一点光，那是高兴的光，也是不甘心的光。
张伟考了第三十名，嚷嚷着说下学期一定要努力。陈志远考了第二名，慢条斯理地说：“不错，又比我高。不过，下学期我会超过你的。”
河生笑了笑：“我等着。”
回到宿舍，他给家里写了一封信。他告诉大哥，他考了第一名，连续三个学期第一名。他说，他会继续保持的。他说，香港要回归了，七月一号，他在学校看直播。他说，他入党了，是预备党员。他说，他会好好的，让家里别挂念。
信寄出去后，他坐在窗前，看着窗外。梧桐树的叶子绿得发亮，在阳光下闪着光。蝉在叫，一声接一声，很响。远处的操场上有人在踢球，喊声、笑声、哨声混在一起，很热闹。他忽然想起一件事——明天是六月三十日，香港回归前一天。学校要组织收看回归仪式直播。他要去。他一定要去。
九
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晚上，大礼堂里坐满了人。
一千多个座位，座无虚席。前面还加了十几排板凳，也坐满了。走道上站着人，门口站着人，窗户外面也站着人。黑压压的一片，全是人头。空气里闷热得很，电扇呼呼地转，但吹出来的都是热风。没有人抱怨。没有人离开。大家都在等。等那一刻——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零时，香港回归祖国。
大屏幕上是中央电视台的直播画面。会场里，五星红旗和紫荆花区旗并排挂着。英国旗降下来了，五星红旗升起来了。查尔斯王子的脸很严肃，彭定康的眼眶红了。解放军驻港部队的车队开过来了，威武雄壮，军容整肃。深圳的市民在雨中欢送驻港部队，手里举着国旗，喊着口号，热泪盈眶。
大礼堂里很安静。一千多个人，没有人说话。只有屏幕上的声音，和电扇的嗡嗡声。河生坐在第三排，眼睛盯着屏幕，一动不动。他的手心全是汗，但他不觉得热。他的心在跳，跳得很快，很响，像要蹦出来。
十一点四十分，英国国旗降下来了。大礼堂里响起了掌声。掌声很轻，像是怕惊动什么。然后越来越响，越来越响，像潮水一样涌过来，淹没了整个礼堂。
十一点五十八分，中国国旗护卫队入场了。他们穿着笔挺的军装，迈着整齐的步伐，正步走向旗杆。每一个动作都干净利落，每一个步伐都铿锵有力。大礼堂里又安静了。一千多个人，屏住呼吸，盯着屏幕。
十一点五十九分，国歌奏响了。全场起立。一千多个人，齐刷刷地站起来。没有人指挥，没有人喊口令，所有人都站起来了。
“起来！不愿做奴隶的人们！把我们的血肉，筑成我们新的长城！”
河生跟着唱。他的声音很大，嗓子都喊哑了。但他不在乎。他就是要大声唱，唱给黄河听，唱给德顺爷听，唱给父亲听，唱给所有死去和活着的人听。
“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，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。起来！起来！起来！”
他的眼泪流下来了。他没有擦。让它流。流在脸上，热热的，咸咸的。
“我们万众一心，冒着敌人的炮火，前进！冒着敌人的炮火，前进！前进！前进！进！”
五星红旗升到了杆顶。在风中飘扬。鲜红的，亮丽的，像一团火。
大礼堂里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。一千多个人，拼命地鼓掌，拍到手疼，拍到手红，拍到手肿。有人哭了，有人笑了，有人抱在一起，有人跳了起来。河生站在那儿，看着屏幕上的五星红旗，心里忽然很平静。他想，香港回来了。一百多年了，终于回来了。这是邓爷爷的心愿，也是所有中国人的心愿。他老人家没等到这一天，但他的心愿实现了。香港回来了。
散会后，河生走在回宿舍的路上。月亮升起来了，又大又圆，照得校园里亮堂堂的。梧桐树的叶子绿得发亮，在月光下像一片片翡翠。蝉在叫，一声接一声，很响。他走得很慢，一步一步地走，踩着自己的影子。
他忽然想给母亲打电话。他跑到校门口的小卖部，拿起电话，拨了村里小卖部的号码。等了几分钟，母亲来接电话了。
“妈，香港回归了。”
“我知道。村里人都看了电视。你大哥买的电视机，黑白的，十四寸。全村人都来咱家看。”
“妈，您高兴吗？”
“高兴。你爹要是在，也高兴。”
“妈，我入党了。预备党员。”
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。然后母亲说：“好。好。你爹要是在，也高兴。”
“妈，我考了第一名。连续三个学期第一名。”
“好。好。你爹要是在，也高兴。”
“妈，我想您了。”
电话那头又沉默了。然后母亲说：“我也想你了。放假了就回来。”
“好。”
他挂了电话，站在小卖部外面，看着天空。月亮很圆，很亮，照得地上白花花的。他摸了摸兜里的铜铃，铃铛温温的。
德顺爷，香港回来了。您听见了吗？一百多年了，终于回来了。您高兴吗？爹，您高兴吗？
风吹过来，凉凉的，带着梧桐叶子的味道。远处有虫鸣，吱吱吱的，在寂静的夜里传得很远。
他转过身，走回宿舍。
明天，还有明天的事。他要收拾行李，买火车票，回家。回家看母亲，看大哥，看陈冉，看黄河。回家告诉母亲，他入党了，考了第一名，香港回归了。回家告诉父亲，他的儿子没有给他丢人。
他加快脚步，走进宿舍楼，上了三楼。推开门，赵磊在听歌，张伟在看小说，刘建国在整理东西，陈志远在给家里打电话。宿舍里很热闹，吵吵嚷嚷的。
“河生！来听歌！”赵磊喊。
“什么歌？”
“《东方之珠》！好听得很！”
河生走过去，接过耳机，塞进耳朵里。
“小河弯弯向南流，流到香江去看一看。东方之珠，我的爱人，你的风采是否浪漫依然……”
他听着歌，心里忽然很平静。他想，这就是他的时代。一个伟大的时代，一个变革的时代，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。他有幸活在这个时代，有幸见证这个时代，有幸为这个时代贡献自己的力量。
他把耳机还给赵磊，走到自己的铺位前，从枕头底下摸出那个铜铃。铃铛凉凉的，慢慢变暖。他攥着铃铛，闭上眼睛。
德顺爷，您放心。我会好好的。我会做一个好党员，造好船，为国家做事。我不会给您丢人，不会给咱家丢人，不会给这个时代丢人。
他躺下来，盖上被子。窗外的月亮照进来，照在他脸上，白花花的。他闭上眼睛，很快就睡着了。
第二天一早，河生去火车站买票。排队排了两个多小时，买到了一张回家的火车票。硬座，九十二块——又涨价了。他把票揣在兜里，心里踏实了。
走之前，他跟方卫国见了一面。方卫国也考完了，考得不错，班级第一。他请河生在学校门口的小饭馆吃饭，点了四个菜，一瓶啤酒。
“你什么时候走？”方卫国问。
“明天。”
“我后天。你先走。”
两个人喝了一杯酒。方卫国说：“河生，你知道吗？香港回归那天，我在学校看的直播。哭了。不丢人吧？”
“不丢人。我也哭了。”
“河生，你说，咱们以后能去香港吗？”
“能。”
“什么时候？”
“等咱们有钱了，有本事了，就去。”
方卫国笑了：“好。到时候，咱俩一起去。看维多利亚港，看会展中心，看回归纪念碑。”
“好。”
两个人干了一杯。方卫国说：“河生，你知道吗？我这学期在校报发了八篇稿子，有一篇写香港回归的，上了头版。编辑说，要给我发一个奖。”
“什么奖？”
“还不知道。但不管什么奖，都是荣誉。”
“嗯。”
“河生，”方卫国忽然说，“你说，咱们以后会不会忘了今天？”
“不会。”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“因为今天是香港回归的日子。是咱们哭过的日子。是咱们高兴过的日子。一辈子都不会忘。”
方卫国看着他，看了好一会儿，然后举起酒杯：“说得好。为香港回归，干杯。”
两个人干了杯。
第二天，河生上了火车。还是硬座，还是二十多个小时，还是挤得满满当当。但他不觉得苦了。他习惯了。他靠着窗，看着外面的平原。麦子快熟了，黄澄澄的，在风里摇着。玉米长起来了，一人多高，一排一排的，像列队的士兵。远处的村庄在阳光下白墙灰瓦，树影婆娑。
他摸了摸兜里的铜铃，铃铛温温的。
德顺爷，我回来了。我入党了。我考了第一名。香港回归了。我回来了。
火车轰隆隆地响着，带着他，往西，往河南，往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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