提出那个“主意”的，是厂老板的人。
“他们说，只要把账本里最要命的那几段删掉，把那些年偷排的数据抹干净，再把调查组的人打点好，这事就能压下去。”外婆的手在椅扶手上缓缓收紧，“可查到那一步，手里不抓点东西，也压不住。”
那“东西”，就是她。
“他们说，我是环保局这条线上的关键，要我在调查记录上做文章，把责任往下推。作为交换，他们答应给我和秀娟一笔钱，算是封口费，也是补偿。”
那就是后来那张十万的存折。
“但这还不够。”外婆低声说，“光抹账不行，人也要处理干净。”
她没有把“处理干净”这四个字说得更具体，可我知道她在说什么。
那三条命之外，还有一条命，被他们捏在手里当筹码。
“他们说，你要是生下来，就不能留在她身边。”外婆说，“否则以后有一天要是翻案，你就是活证据。”
“那就打掉。”我听见自己说，“那时候还能做。”
“她不肯。”外婆抬头，眼睛一下红了，“她说，那是她这辈子唯一的孩子。”
那时候她才二十一岁。
“她跟我谈条件。”外婆说，“她说，账她可以配合我们改，她可以替厂里的人扛一部分，说是自己擅自做假账，至于偷排，就推成个人玩忽职守，最多判几年。可她要我答应两件事。”
第一，把那笔封口费里分给她一部分，给孩子留个底。
第二，孩子不能彻底消失，要给她找个家，活下去。
“她说，你不能姓周。”外婆的声音发抖，“你姓周，就等于往自己脑门上写证据。”
于是，她找到已经调回市里、前途正好的周家大儿子。
“我去找你爸的时候，他差点就要跪下了。”外婆像在自嘲，“他那时候刚提副处，眼看着就要往上走，哪经得起这么个私生女的事冒出来。”
他第一反应是钱。
“他说，他可以出钱，可以把你送远一点，谁也不认。”外婆说，“可秀娟不肯，她要你留在城里，说这样她心里还能安一点。”
“然后就是那桩‘收养’。”我说。
外婆点点头。
“你现在的爸妈，那会儿跟我在一个大院里，是最老实的一对。”她说，“结婚好几年怀不上，你妈整天跑医院。那时候体制里最常见的就是这种‘内部调剂’，有孩子的送给没孩子的，户口一批，大家都当没事。”
只是这一次的“调剂”，后面跟着的是三条人命的阴影，还有一条环保红线。
“我去找他们，说有个孩子，是我远房亲戚的，家里实在养不起，问他们愿不愿意。”外婆看向我，眼里有愧疚也有一点祈求，“你爸妈一开始还犹豫，后来见到你，就心软了。”
那时我才刚出生几天。
“你亲妈一边签那张放弃抚养权的纸，一边哭得喘不上气。”外婆说，“我把你抱走的时候，她拽着我衣角，说了一句。”
“她说什么？”我问。
“她说，‘妈，拜托你，把她当亲孙女养。’”
外婆闭了闭眼。
“她说，哪怕以后不能相认，也要你活得好一点。”
堂屋里安静得连街上远处的车声都听得见。
“那场调查，最后是怎么压下来的？”我问。
“厂长的弟弟顶了大头。”外婆说，“说是自己违规操作引发火灾，偷排那块，就按玩忽职守判的。你亲妈那边，按工作失误带来的经济损失，判了缓刑，关了没几年就出来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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