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而我。”她笑了一下,“那次之后,环保局里没人敢动我。”
她升得更快了。
“那两千万呢?”我问,“是那次的赃款?”
“那次拿的,哪有那么多。”外婆摇头,“当时也就十万多点,再后来这些年,类似的事不是没有,可我再也没敢牵太深。”
“那两千万,是后来。”她顿了顿,“也是因为她。”
周秀娟出狱后,很快离开了本地。
“她说她不想再看见那条河,不想再看见厂房。”外婆说,“她一个人跑去南方,打零工,后来跟着人学做小生意。”
她学历不高,但肯吃苦,也懂账。
“有个老板看她细心,把一些账目交给她管。”外婆说,“那人做的是进出口,边上灰色地带多。慢慢的,她又站在了账本边上。”
“这次,她不想再被人拿捏。”外婆说,“所以她把那些年做账时看到的一切,悄悄记了下来。”
那些账,最后变成了她手里的一把刀。
“她打电话给我,是在三年前。”外婆说,“那时候你刚在上海升职,你爸也刚换了个轻松点的岗位,我心想着这辈子总算能安稳着落了。”
电话那头传来的,是一个我从未听过的女人的声音,却叫她“妈”。
“她说,妈,你欠我的,是时候还了。”外婆说,“她手里握着南方那家公司的黑账,说里面有偷税,有转移资产,有把货物伪报出口的事,还牵扯到几个地方上的人。”
如果她把那些东西交出去,不止那家公司要完,沿线一串人都得掉脑袋。
“她要我帮她。”外婆说,“帮她把那些钱从公司里运出来,转到安全的地方。”
那就是盛兴贸易。
“她说,不想再被人关进监狱。”外婆慢慢道,“她说,那些钱都是她这几年替人洗出来的,她也有份。她拿着账本做筹码,跟那边谈条件,对方最后同意拿两千万出来,算是她的那一部分。”
两千万,只是那条暗河里涌动的钱的一角。
“她本可以把钱直接拿走。”外婆说,“可她不放心。她在那边没根,手里只有一摞摞可能随时要命的纸,她怕有一天人和账一起被灭口。”
于是,她想到了把钱往北方转。
“她说,妈,你当年欠我的,不止是那十万。”外婆说,“你欠我的,是一个孩子,是我这一生的清白。”
“她说,她不指望什么亲情了,她只求有一天真出事,手里还有条后路。”外婆叹了一声,“她要我帮她洗钱。”
这一次,外婆没有那么痛快地答应。
“我那时候已经退休。”她说,“手里没了实权,认识的人倒是不少,可谁肯冒这个险。”
周秀娟拿出第二个筹码。
“她说,她手里不仅有南方那边的账,还有当年印染厂那一摞复印件。”外婆脸色灰白,“那会儿我们以为烧干净的东西,其实她早就偷偷复印了一份。”
那一份账,可以把二十八年前的案子翻出来。
“她说,如果我不帮她,她就把那份账寄给纪委。”外婆说,“她说,她这辈子已经被我们毁了一半,不想再死得不明不白。”
“所以你就同意了。”我说。
“我不敢不同意。”外婆低声说。
她跟几个还在位上的老熟人打招呼,牵了线,在境外搭了个空壳公司。
“你大舅那会儿正要往上挪一级。”她说,“我知道他急着要钱,家里又想换大房子,就把他拽进来当法人。”
她自以为可以两头讨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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