四月了。上海的春天来得晚，可到底还是来了。法租界那些梧桐树，枝头冒出了嫩嫩的绿芽，黄黄绿绿的，像刚睡醒的孩子揉着眼睛。仁安里弄堂口那棵老槐树，也开了细碎的白花，香气淡淡的，飘在风里，跟煤烟味、菜油味混在一起，成了春天里特有的气息。
可这春天，不太平。
街面上，日本兵多了，巡逻的也多了。虹口那边，隔三差五就有枪声，听说是帮派的人跟东洋人干上了。有人叫好，有人叹气，有人闷着头过日子，什么都不管。租界里的报纸天天登着消息，哪里的汉奸被杀了，哪里的仓库被炸了，哪里的工人又罢工了。王姐每天早上一进门就嚷嚷：“又出事了！又出事了！”何美芳叫她小声点，她压低了声音，可过不了一会儿，又嚷嚷起来。
陈醒坐在自己位子上，听着那些消息，手里握着笔，一笔一笔地写着数字。那些数字，不会嚷嚷，不会害怕，也不会乱说。她越来越喜欢它们了。
四月中旬，公司要盘点了。会计一部的人都要去十六铺码头，清点存货。那天早上，天还没亮透，陈醒就出了门。她穿了件旧棉袍，外头罩着件灰扑扑的夹袄，头发用发夹别得紧紧的，看起来就是个普通的女职员，不起眼，不打眼。
朱会计在码头门口等她。他是会计一部的老人了，在这行做了二十多年，什么账都见过，什么人都认得。可他话少，从不背后讲人闲话，是那种让人放心的人。
“陈小姐，来了？”朱会计从老花镜上方望着她，“今朝货多，可能要忙到下午。”
陈醒点点头：“朱先生辛苦了。”
朱会计摆摆手：“辛苦啥，做惯了的。”他领着她往仓库区走，一边走一边絮絮叨叨地讲着那些货的来路、去向、数量。陈醒听着，记着，偶尔问两句。两个人沿着那些堆满货物的过道走，空气里弥漫着桐油、麻绳、木箱的味道，还有江面上吹过来的、带着腥味的风。
盘点到一半的时候，朱会计说要去一趟账房，让陈醒先在调度室等他。
调度室在码头东边，一间不大的平房，门口挂着块牌子，里头摆着几张桌子、几把椅子，墙上贴着船期表和货运单。陈醒推门进去，里头没人，她就在靠窗的椅子上坐下来，等孙会计回来。
窗子开着，江风从外头灌进来，凉丝丝的。她望着外头那些来来往往的工人、脚夫、水手，还有那些码得整整齐齐的货箱，心里头忽然想起沈阿大。她的长篇小说《裁衣记》，已经写了三万多字了。沈阿大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头，守着他的铺子，一针一线地活着。外头那些大人物打来打去，他管不了，也不想管。他只想把那些衣裳做好，把那些破了的地方缝好。可他慢慢发现，有些东西，不是他不想管，就能不管的。那些兵，那些官，那些地痞流氓，早晚会找上门来。他能做的，只有把自己的针线磨得更利些，把手艺练得更精些，把铺子的门关得更紧些。可门关得再紧，也挡不住外头的风。
她正想着，调度室的门被人推开了。
进来的是两个人。前头那个，穿短褂，黑布鞋，头发剃得短短的，脸上一道疤从眉角拉到耳根，看着就不像好人。后头那个——陈醒的心跳快了一拍。
是大哥。
他穿着件灰布长衫，戴着顶旧帽子，低着头，跟在那个人后头。两个人走进来，在靠墙的桌子边坐下，低声说着什么。陈醒坐在窗边，离他们不远，可隔着一排货架，他们没看见她。她屏住呼吸，耳朵竖起来，想听清他们在说什么。可声音太低了，只断断续续地飘过来几个字——“船”、“货”、“虹口”、“日本人”……那个刀疤脸说话的时候，手一直放在腰间，鼓鼓囊囊的，像藏着什么东西。陈醒的眼角余光瞥见那个凸起的形状，心里头一紧。
是枪。
大哥抬起头，朝她这边望了一眼。那一眼，很快，像闪电，一闪就没了。可陈醒看见了——他微微摇了摇头，很轻，很隐蔽，像无意间的一个动作，可她知道，那是说给她听的：别过来。
她坐在那里，一动不动。手里的单据攥得紧紧的，指节都白了。大哥跟刀疤脸又说了几句，站起来，往门口走。经过她身边的时候，他的脚步顿了一下，极短的、几乎察觉不到的一下。然后他走了出去，消失在那些来来往往的人流里。
刀疤脸跟在后头，出门的时候回头望了一眼，目光从陈醒脸上扫过，像刀子刮了一下。陈醒低着头，假装在看手里的单据，心跳得像要从胸口蹦出来。过了好一会儿，她才慢慢抬起头。窗外，大哥的背影已经不见了。只有那些货箱、那些工人、那些来来往往的船，跟刚才一样。
她深吸一口气，站起来，走出调度室。朱会计刚好从账房回来，看见她，问：“等久了伐？”
陈醒摇摇头：“不久。”她跟在朱会计后头，继续盘点那些货。手在单据上写着数字，可心里头像塞了一团乱麻。
那个人，那个刀疤脸，腰里藏着枪。大哥跟他在一起，在说什么？那些“船”、“货”、“虹口”、“日本人”——他们在谋划什么？大哥是地下党，是交通员。那个刀疤脸呢？是同志，还是别的什么人？她不知道。她只知道，大哥在码头，在做一件危险的事体。而那个人腰里的枪，随时可能响。
下午，盘点完了。陈醒从码头出来，天已经擦黑了。江面上灰蒙蒙的，对岸的浦东模模糊糊的，像一幅没画完的画。她站在码头门口，望着那些来来往往的人，心里头一直转着大哥那个动作——微微摇头，很轻，很隐蔽。那是什么意思？是“别过来”，是“我没事”，还是“快走”？她分不清。她只知道，他在那里，在那条危险的线上走着，而她只能远远地看着，什么都不能做。
隔了一天，陈醒收到胡为兴的口信：兆丰公园，下午六点。
她下了班，没有回家，直接去了兆丰公园。四月的傍晚，天光还亮着，公园里的梧桐树刚长出嫩叶，在夕阳里透着淡淡的黄绿色。长椅上坐着些人，有带孩子的姆妈，有遛狗的外国人，有捧着书的学生。一切如常。
陈醒走到第三张长椅，坐下来。等了一刻钟，胡为兴来了。他穿了件灰布长衫，戴着顶旧礼帽，在她旁边坐下，从怀里掏出包烟，抽出一根，点上，慢慢吸了一口。
“码头那个人，”他开口，声音压得很低，“侬不要再靠近了。”
陈醒的心一紧：“他……安全伐？”
胡为兴沉默了几秒。烟雾从他指间袅袅升起，在暮色里散成一片淡淡的蓝。
“现在没事。”他说，声音低得像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，“可他身边有尾巴，有人在查那条线。”
陈醒的手攥紧了膝盖上的布包。尾巴。有人在查大哥。什么人？日本人？汪伪的人？还是别的什么人？她不敢问。问了，胡为兴也不会说。
“侬记牢，”胡为兴转过头，望着她，那双眼睛在暮色里深得像口井，“侬的任务是会计，不是别的。”
陈醒点点头。她晓得。她当然晓得。可那个人，是她大哥。从小在南市弄堂里，背着她走过石板路的大哥。在理发店当学徒，每个月把津贴省下来带回家的大哥。在游行队伍里被打得头破血流，还笑着说“没事”的大哥。在码头擦肩而过，微微摇头叫她别靠近的大哥。
她放不下。
“胡老板，”她开口，声音有些哑，“他……”
“侬不要打听。”胡为兴打断她，语气不重，可那底下，是铁的，硬的，没有商量的余地，“我提醒过你，陈醒，侬晓得规矩。不该问的，不问。不该管的，不管。侬管好自家，就是对他最大的帮忙。”
陈醒闭上眼睛。她晓得。她当然晓得。可她心里头像有把刀在绞，绞得她喘不过气来。
“还有，”胡为兴掐灭烟头，塞进口袋里，“最近风声紧，能不见面，就不见面。死信箱也停一停。”
陈醒睁开眼：“出什么事体了？”
胡为兴摇摇头：“没出事体。可快了。汪精卫那边，动作越来越大。租界里的暗探也越来越多。我们这条线，要静一静。”他站起来，拍了拍长衫上的灰，“陈醒，自家当心。”
他走了。跟往常一样，不回头，不挥手，消失在暮色里，像一滴水融进黄浦江。
陈醒坐在长椅上，望着他消失的方向，坐了很久。夕阳沉下去了，天边还剩一抹淡淡的红，像伤口上渗出来的血。公园里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来，昏黄昏黄的，照在那些梧桐树上，照在那些长椅上，照在那些慢慢走着的人身上。
她站起来，慢慢往仁安里走。
推开灶披间的门，一股热气和着饭菜香扑面而来。李秀珍在灶台边忙活，锅里咕嘟咕嘟炖着黄豆猪脚汤。宝根趴在桌边写字，一笔一画，很认真。家栋也在，坐在宝根旁边，手里拿着根铅笔，在描红本上歪歪扭扭地画着。
“阿姐回来啦！”宝根抬起头，咧嘴一笑。
陈醒走过去，摸摸他的头，在他旁边坐下。家栋也叫了一声“阿姐”，声音嫩嫩的，脆脆的。他比刚来上海的时候胖了些，脸上有了肉，眼睛也亮了些。
“家栋来了？”陈醒笑着问。
李秀珍从灶台边探出头：“你姐夫今朝轮休，带家栋过来吃晚饭。你大姐也在，在里间帮你姐夫收拾东西。”
陈醒点点头，望着宝根和家栋并排坐着写字的样子，心里头像有什么东西，软软的，暖暖的。宝根今年七岁了，在明德里小学念一年级，先生夸他聪明，字写得好，算术也算得快。家栋比他大，可念书比他晚，如今也在明德里小学，跟宝根一个班。两个人好得像亲兄弟，天天黏在一起。
“宝根，写啥呢？”陈醒凑过去看。
宝根把描红本举给她看：“阿姐，先生让我们写一篇小文章。题目叫《我的家》。”
陈醒接过来看。描红本上，歪歪扭扭地写着几行字：“我的家，在仁安里。家里有阿爸、阿妈、阿姐、还有我。阿爸拉黄包车，阿妈做针线，阿姐在公司做账。我念书。我们一家人，住在一起，开心得来。”
字写得歪歪斜斜的，可一笔一画，都很用力。“开心得来”四个字挤在一起，像几个小朋友并排站着，你挨着我，我挨着你。
陈醒笑了：“写得好。”
宝根咧嘴笑了，又低头继续写。家栋在旁边，也把自己的描红本举起来：“阿姐，你看我写的！”
陈醒接过来看。家栋写的是算术，一排一排的数字，歪歪扭扭的，可都算对了。“3+5=8，7+2=9，4+4=8……”她笑着摸摸家栋的头：“家栋也聪明。算术算得好。”
家栋不好意思地笑了，露出两颗缺了的门牙。
陈玲从里间出来，手里拿着件补好的衣裳。她比从前胖了些，脸上有了血色，眼睛里头的光也亮了。跟周家明结婚之后，她的日子安稳了许多。虽然不富裕，可两个人一条心，日子就有盼头。
“醒醒，回来了？”陈玲在她旁边坐下，“今朝公司忙伐？”
陈醒点点头：“还好。去码头盘点了。”
陈玲没多问。她知道妹妹在公司做事体，可具体做什么，她从来不问。有些事体，不问比问好。
周家明从里间出来，系着条蓝布围裙，走到灶台边帮李秀珍端菜。他在南货店做工，收入不多，可够用。人比从前胖了些，话也多了些，脸上常带着笑。
一家人围坐在桌边。陈大栓也回来了，放下车把，搓着手走进来。他看见家栋，笑了笑：“家栋来了？好久没见了，长高了不少。”
家栋叫了一声叔叔，声音脆生生的。陈大栓摸摸他的头，在桌边坐下来。
李秀珍把菜端上来。黄豆猪脚汤，汤白得像奶，猪脚炖得烂烂的，筷子一戳就脱骨。清炒塌棵菜，碧绿生青的。一碟油氽果肉，金黄金黄的，香得来。还有一碗蒸鸡蛋，上头撒了几粒葱花，嫩得能掐出水。
“吃，多吃点。”李秀珍给宝根和家栋各夹了一块猪脚。两个孩子埋头啃着，满嘴是油，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。
陈大栓喝了一口汤，放下碗，忽然说：“今朝码头上，又出事了。”
屋里头静了一静。
“啥事体？”李秀珍问。
陈大栓摇摇头：“听讲有个帮派的人，在东洋人那边做眼线，被人查出来了。今朝下午，在虹口那边，被人做了。”
陈醒手里的筷子顿了一下。做掉了。在虹口。她想起今天在码头看见的那个人，那个刀疤脸，腰间鼓鼓囊囊的。是他吗？不是。那个人还在。她今天还看见他。
“这日子，”李秀珍叹了口气，“什么时候是个头。”
陈大栓没接话。他闷头喝汤，一碗接一碗。周家明给陈玲夹了一筷子菜，陈玲给他夹了一块猪脚。两个人相视一笑，什么都没说。
宝根抬起头，望着大人们，忽然问：“阿爸，啥叫‘做掉了’？”
屋里头又静了一静。陈大栓愣了一愣，不知怎么回答。李秀珍赶紧说：“小孩子家，问这个做啥。吃饭。”
宝根撇撇嘴，低下头继续啃他的猪脚去了。陈醒望着他，心里头像有什么东西，酸酸的，涨涨的。他还小，什么都不懂。他不知道“做掉了”是什么意思，不知道那些人在虹口做什么，不知道这个世道有多凶险。他只知道写字、算术、啃猪脚。这样也好。有些事体，晚一点知道，就晚一点。
吃完饭，陈醒帮着收拾碗筷。陈玲抢着洗碗，把她推到一边：“你上班累了一天，歇歇。我来。”
陈醒只好坐下来，看着大姐在水斗边忙活。陈玲的手泡在冷水里，冻得通红，可她动作很快，洗得干干净净。洗完碗，她又把灶台擦了一遍，把碗筷收进柜子里，把垃圾倒了。做这些事体的时候，她嘴里哼着一支小曲，声音轻轻的，软软的，听不太清歌词，可调子是欢喜的。
陈醒望着她，心里头忽然想起大哥。大姐在这里，安安静静地过着日子。阿爸姆妈在这里，宝根在这里。大哥呢？他在码头，在那条危险的线上走着。身边有尾巴，有人在查那条线。他能不能躲过去？能不能活着回来？她不知道。她只知道，她放不下。
夜深了。周家明带着家栋回去了，陈玲也跟他们一道走了。宝根已经写完了字，把描红本合上，打了个哈欠。李秀珍在灶台边擦碗，陈大栓坐在桌边抽烟。
陈醒站起来，走到窗边，推开一条缝。外头的天已经黑了，弄堂里黑漆漆的，只有远处租界的灯火模模糊糊地亮着。风从窗缝里钻进来，凉丝丝的，带着槐花的香气。
她想起大哥那个动作——微微摇头，很轻，很隐蔽。那是说给她听的：别过来，我没事，快走。她听懂了。可她放不下。那是她大哥。从小背着她走过南市弄堂的大哥。在理发店当学徒，每个月把津贴省下来带回家的大哥。在游行队伍里被打得头破血流，还笑着说“没事”的大哥。她怎么能放得下？
她关上窗，走回桌边。李秀珍已经擦完碗了，把碗筷收进柜子里。陈大栓掐灭烟头，站起来，走到里间去了。
灶披间里只剩陈醒一个人。她坐在桌边，望着那盏灯。灯罩是绿色的，玻璃的，边上有个小小的缺口。灯光照在木头桌面上，照出那些深深浅浅的纹路，一圈一圈的，像水的波纹。
她从抽屉里拿出那沓稿纸，铺开，继续写。
“崇祯十六年的冬天，裁缝沈阿大终于明白了一件事体——这个世道，不是你想躲，就能躲得掉的。那天夜里，有人来敲他的门。砰砰砰，三声，很重，很急。他披着衣裳去开门，门口站着个人，浑身是血，手里攥着把刀。‘救我，’那个人说，‘他们在追我。’沈阿大愣在那里，望着那个人，望着那把刀，望着那些滴在门槛上的血。他认得他。是隔壁巷子里杀猪的张屠户。前天还在街上跟人吵架，说‘老子这辈子，最恨的就是内奸’。他一定是做了什么。杀了什么人。沈阿大站在那里，门开着，风灌进来，冷得他直打哆嗦。他应该把门关上。关上了，就跟他没关系了。可他关不上。他的手在抖，可他知道，这扇门，关不上了。”
她写到这里，搁下笔。窗外的风呜呜地叫着，像有人在哭。她望着那几页稿纸，忽然觉得，沈阿大就是她。她也是那个人，站在门口，门开着，风灌进来，冷得直打哆嗦。她应该把门关上。可她关不上。大哥在外面，在那条危险的线上走着。她怎么能把门关上？
她把稿纸收好，塞进抽屉里。然后她站起来，吹熄了灯，走进里间。宝根已经睡熟了，呼吸均匀。她在他旁边躺下来，望着天花板。那道裂缝，还在那里，从这头到那头，弯弯曲曲的，像一条干涸的河。
她闭上眼睛。耳边，远远传来海关大楼的钟声。一下，一下，一下。十一点了。
她翻了个身，把被子往上拉了拉。大哥，你一定要好好的。一定要活着回来。
窗外，夜色如墨。远处，黄浦江上的船笛声，隐隐约约传来。她嘴角微微弯了弯，沉沉睡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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