八月，上海滩热得像口蒸笼。
法租界那些梧桐树，叶子蔫蔫地耷拉着，蝉叫得有气无力的，嘶嘶嘶，像老式无线电里的杂音。仁安里的弄堂口，顾太太搬了张竹椅坐着摇蒲扇，扇出来的风都是热的。
陈醒下了班，从公司出来，太阳还挂在西边天上，白花花的，晃得人睁不开眼。她撑开伞，沿着霞飞路往南走。路上人不多，这个辰光，有钱的都在洋房里孵电风扇，没钱的躲在弄堂里乘风凉。只有黄包车夫还在跑，叮叮当当的，车铃响得有气无力。
她脑子里头，一直转着那部小说。
《裁衣记》写了很久了，断断续续写了五万多字。她打算写十万字，如今才一半。可她不急。写文章这种事体，急不得的。就像裁缝做衣裳，一针一线，都要慢慢来。
前几天，她琢磨着该找个地方投投稿了。
老在抽屉里搁着，也不是个事儿。文章写出来，就是给人看的。她想起沈嘉敏从前提过的那家《文汇报》副刊，编辑姓姚，叫姚苏凤，听讲是个认真的人，不看面子，只看文章。沈嘉敏还在上海的时候，替她引荐过一回，在咖啡馆里坐了半个钟头。那位姚先生话不多，问了她几个问题——“平时看什么书？”“写过什么？”“哪能想到要写文章？”她一一答了。临了姚先生说：“有稿子寄过来，我亲自看。”
她一直没寄。
不是不敢，是觉得还没到时候。如今写了五万多字，故事开了头，人物立起来了，沈阿大那个裁缝，活生生地站在纸上。她想，该试试了。
昨儿夜里，她挑了前两万字，重新誊了一遍。一笔一画，写得工工整整。誊到半夜，眼睛都花了，可心里头像有团火，烧得她睡不着。今朝早上起来，把稿纸装进牛皮纸信封，写上“《文汇报》副刊姚苏凤先生启”，揣在布包里，带出了门。
走到霞飞路和圣母院路交叉口，有家邮局。她推门进去，里头电风扇呼呼地转着，柜台后头坐着个老先生，戴着老花镜，正在看报纸。她把信封递过去：“寄信。”
老先生接过来，看了看地址，称了称份量，贴了邮票，扔进身后那只绿色的大邮筒里。信封落进去的时候，发出轻轻的一声“啪”，像一粒石子丢进水里。
陈醒站在柜台前，望着那只邮筒，站了好几秒。然后她转过身，推门出去，走进热烘烘的太阳地里。
信寄出去了。能不能登，登了有没有人看，看了会不会有人骂——她都不晓得。她只晓得，她写了，她寄了。剩下的，交给天意。
回到仁安里，灶披间的灯亮着。李秀珍在灶台边忙活，锅里咕嘟咕嘟炖着冬瓜汤。宝根趴在桌边写字，汗珠从额头上滚下来，滴在描红本上，把刚写的字洇成一团墨。
“阿姐回来啦！”宝根抬起头，咧嘴一笑。
陈醒走过去，摸摸他的头，在他旁边坐下来。李秀珍从灶台边探出头：“今朝哪能样？公司忙伐？”
“还好。”陈醒说。她没提投稿的事体。有些事体，说了也是让姆妈担心——不晓得能不能成，说了，万一不成，反倒让姆妈空欢喜一场。
李秀珍点点头，没多问。她把汤盛出来，又把一碟炒青菜、一碟酱瓜、一碟乳腐摆好。陈大栓从外头回来，放下车把，搓着手走进来。他在桌边坐下来，端起碗喝了一口汤，烫得龇牙咧嘴。
“阿爸，慢慢喝。”宝根在旁边笑。
陈大栓摸摸他的头，又低头喝汤去了。
一家人围坐在桌边，慢慢吃着。冬瓜汤清淡，炒青菜碧绿生青的，酱瓜咸咸的，脆脆的。虽没什么好菜，可一家人坐在一起，说说笑笑，也就够了。
吃到一半，陈大栓忽然放下碗，叹了口气：“今朝在路上，听讲了个事体。”
李秀珍抬起头：“啥事体？”
“汪精卫，”陈大栓压低声音，“逃到香港去了。听讲在报纸上发了篇文章，讲什么……要跟东洋人和谈。”
屋里头静了一静。
陈醒手里的筷子顿了一下。她当然晓得。十二月二十九号，逃到香港的汪精卫在《南华日报》上发表了“艳电”，公开响应东洋首相近卫文麿的声明，主张与东洋“和谈”，实质上是要投降。这个消息传到上海的时候，租界里的报纸都炸了锅。有人骂他卖国，有人叹气说“又出了一个汉奸”，也有人不吭声，闷着头过日子。
可她不能表现出晓得。在公司里，她是普通会计；在家里，她是普通女儿。不该晓得的事体，不能晓得。
“啥叫和谈？”宝根抬起头，眼睛瞪得圆圆的。
陈大栓摸摸他的头：“就是……不打仗了。”
“不打仗了不好吗？”宝根更糊涂了。
陈大栓张了张嘴，不知怎么回答。李秀珍赶紧说：“小孩子家，问这个做啥。吃饭。”
宝根撇撇嘴，又低头吃饭去了。
陈醒没接话。她低下头，继续喝汤。脑子里头，却转着那些在报纸上、在办公室里、在弄堂口听到的只言片语。
汪精卫投敌之后，蒋介石气得不轻。听讲委员长在重庆发了脾气，拍着桌子骂娘。军统那边，戴笠奉命“着手准备精干人员制裁汪逆”——这是王姐从她那个在巡捕房做事的表哥那里听来的，传了好几道手，不晓得真假。可陈醒晓得，这种事体，无风不起浪。
东洋人那边也没闲着。
土肥原贤二——那个在中国待了几十年的老牌特务头子——在上海召见了李士群。这个人，陈醒听说过。李士群，浙江人，早年加入过红党，后来叛变投了白党，在中统做过特工。如今又要投东洋人。这种人，骨头软得像烂泥，哪里有利可图就往哪里倒。
土肥原让他的助手影佐祯昭协助李士群组建“特务委员会特工总部”。影佐祯昭这个人，陈醒在账本上见过——华中产业株式会社的往来文件里，有这个名字。东洋陆军士官学校毕业，中国通，长期在情报机关做事体。听讲他跟李士群关系不错，李士群能在东洋人面前说得上话，全靠他撑腰。
李士群这个人，奸诈得很。他晓得当汉奸特务头子风险大——红党不会饶他，白党也要杀他，东洋人那边要是干不好，也不会放过他。所以他对影佐祯昭讲，要想快速组建特工总部，就得大批招揽白党那边的军统、中统人员。一来，这些人业务娴熟；二来，能够知己知彼。
他还借故推脱，说自己原先在白党那边官职太小，影响力不够。打算把军统特检处少将处长丁默邨拉来入伙，情愿让出主任的职务，自己当个副主任，尽全力辅佐丁默邨。
丁默邨这个人，陈醒没听说过。可听胡为兴讲，此人在军统待了多年，搞特工是把好手，就是一直郁郁不得志，觉得自己本事大、官太小。接到李士群的策反信，左思右想了好些天，最后还是从昆明秘密赶到了南京，投靠了东洋人。
影佐祯昭在南京接见了丁默邨，一番交谈下来，对他的中统、军统履历以及特工业务能力相当满意。于是带着丁默邨、李士群一起到上海，面见土肥原贤二。土肥原点了头，东洋宪兵队帮着在沪西极司菲尔路选了一幢房子——七十六号。
这些事体，陈醒不是从一份情报里知道的。是在公司里，在弄堂口，在兆丰公园的长椅上，一点一点拼起来的。王姐的闲话，何美芳的八卦，顾太太的絮叨，胡为兴的只言片语——像拼图一样，一块一块，拼出一个越来越清晰的画面。
七十六号。多么耳熟的名字，在后世它可谓是臭名昭著。
这个名字，在1939年的春天，像一颗石子丢进水里，在上海滩激起了不大不小的涟漪。可在陈醒心里头，那不是什么涟漪，是暗流——深水底下，看不见的、汹涌的、随时能把人卷走的暗流。
那些从全国各地赶来的原中统、军统大小特务，趋之若鹜。有骨头软的，有想升官发财的，有被形势所迫的，也有——不晓得自己要什么的。他们涌进七十六号，穿上新衣裳，领了薪水，开始替东洋人做事体。
陈醒想起胡为兴那句话：“一条蛇打不死七寸，不如不打。”
如今这条蛇，不单是打不死了，还在长大。越长越粗，越长越毒。
吃完饭，陈醒帮着收拾碗筷。李秀珍在灶台边擦碗，陈大栓坐在桌边抽烟。宝根写完了字，把描红本合上，打了个哈欠。
“阿姐，我困了。”
陈醒把他抱起来，走进里间，放在床上，盖好被子。宝根翻了个身，嘟囔了一句什么，就睡着了。
陈醒站在床边，望着他。他的脸，在月光里，白白的，嫩嫩的，像一块刚出笼的糯米糕。她弯腰，帮他把被子掖了掖，然后走回外间。
李秀珍已经擦完碗了，把碗筷收进柜子里。陈大栓掐灭烟头，站起来，走到里间去了。灶披间里只剩陈醒一个人。
她坐在桌边，从抽屉里拿出那沓稿纸，铺开。
《裁衣记》写到沈阿大给张举人家的小姐做嫁衣那段。红缎子铺在案板上，金线凤凰绣了一半，外头传来消息——李自成的兵打过来了。张举人一家连夜收拾细软，准备逃难。走之前，张太太跑到铺子里来，说嫁衣不要了，让沈阿大自己看着办。
沈阿大站在案板前，望着那件做了一半的红嫁衣，站了很久。然后他坐下来，拿起针线，继续绣那只凤凰。
外头兵荒马乱，他管不了。他只想把这件嫁衣做完。
陈醒写到这里，搁下笔。窗外的风轻轻地吹着，带着槐花的香气。她望着那几页稿纸，忽然觉得，沈阿大跟她，也没什么两样。都是小人物，在乱世里讨生活，守着手里那点东西，一针一线地活着。外头那些大人物打来打去，他们管不了，也不想管。可他们慢慢发现，有些东西，不是不想管，就能不管的。
她把稿纸收好，塞进抽屉里。
站起来，走到窗边，推开一条缝。外头的天已经黑了，弄堂里黑漆漆的，只有远处租界的灯火模模糊糊地亮着。风从窗缝里钻进来，凉丝丝的，吹得人身上起栗。
她想起大哥。
大哥坐在旅馆的床上，穿着她带去的灰布长衫，低着头吃东西。他瘦了，黑了，颧骨突出来，眼窝深陷进去。可他活着。他还活着。
大哥走了快一个月了。不晓得到了没有，路上顺不顺利，有没有人追他。她不敢问，也不能问。胡为兴让她静默三个月——不联系，不打听，不露出任何痕迹。
她就这么过着。每天上班，做账，下班，吃饭，写稿，睡觉。跟从前一样。可她知道，不一样了。她心里头有个洞，风从洞里灌进来，凉飕飕的。
周世昌还是老样子，笑眯眯的，从她桌边走过的时候，偶尔停下来问一句：“陈小姐，忙伐？”她点点头，他就走了。不多说，不多看。
周默生也如常。上回在档案室之后，她刻意避着他。不是怕，是烦。这个人，看着吊儿郎当的，可那双眼睛，总像在看什么，在琢磨什么。她不喜欢那种感觉。可他不来找她，她也没理由去找他。两个人就在公司里，点头而过，客客气气的，像两条平行线。
胡为兴那边，一直没消息。
永昌钟表行的橱窗里，还是摆着那些老式怀表。她路过的时候，会放慢脚步，看一眼。可她没有进去。规矩，她懂。
八月的上海，热得人心里头发慌。
那天下午，陈醒在公司做完账，靠在椅背上歇了一口气。王姐趴在桌上打瞌睡，何美芳对着小圆镜补妆，朱先生闷头整理单据。一切如常。
她望着窗外那棵梧桐树，叶子蔫蔫的，蝉叫得人心里头发烦。
脑子里头忽然冒出个念头——那两万字的稿子，不晓得姚先生看了没有。
她摇摇头，把这个念头赶走了。急什么。人家编辑每天要看多少稿子，哪能这么快就轮到她。再说了，就算看了，也不一定用。用了，也不一定有人看。有人看，也不一定有人记得。
可她心里头，还是盼着的。
盼着什么？她也说不清楚。不是盼着出名，不是盼着挣钱。是盼着——有人看见她写的东西，有人晓得，在这个兵荒马乱的年头，还有一个裁缝，守着他的铺子，一针一线地活着。
就像她自己。
下班了。她收拾好东西，走出公司。太阳还挂在西边天上，可已经没那么毒了。她沿着霞飞路往南走，走到仁安里弄堂口，顾太太还在那里摇蒲扇。
“醒醒，回来了？”顾太太笑眯眯地望着她，“今朝哪能样？公司忙伐？”
“还好。”陈醒说。
顾太太凑过来，压低声音：“醒醒，侬听讲了伐？虹口那边，又出事了。东洋人抓了好几个人，听讲是地下党的。”
陈醒心里一跳，面上不动声色：“不晓得。我整天在公司做账，外头的事体不大清楚。”
顾太太叹了口气：“这日子，什么时候是个头。”她又摇起蒲扇，跟隔壁的阿婆聊天去了。
陈醒走进弄堂，推开灶披间的门。一股热气和着饭菜香扑面而来。
李秀珍在灶台边忙活，锅里咕嘟咕嘟炖着咸菜豆瓣汤。宝根趴在桌边写字，一笔一画，很认真。
“阿姐回来啦！”宝根抬起头，咧嘴一笑。
陈醒走过去，摸摸他的头，在他旁边坐下来。
陈醒望着他，心里头像有什么东西，软软的，暖暖的。他还小，什么都不懂。他不知道汪精卫是谁，不知道七十六号是什么地方，不知道这世道有多凶险。他只知道写字、算术、啃猪脚。这样也好。有些事体，晚一点知道，就晚一点。
可她知道。她什么都知道。
她知道那些在虹口被抓的人，也许再也出不来了。她知道七十六号那条毒蛇，正在长大。她知道大哥走的那条路，每一步都是悬崖。她知道她自己，也站在悬崖边上——不是想跳，是风太大，站不稳。
可她不能倒。倒了，姆妈哪能办？阿爸哪能办？宝根哪能办？大姐、姐夫、家栋——一大家子人，都在她身后头。她倒了，他们哪能办？
她深吸一口气，端起碗，喝了一口汤。
汤是热的，咸咸的，鲜鲜的。喝下去，胃里暖暖的。
她放下碗，拿起筷子，夹了一筷子青菜，慢慢嚼着。
窗外，天慢慢暗下来了。弄堂里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来，昏黄昏黄的，像快要灭了的眼睛。
远处，海关大楼的钟声响起来。一下，一下，一下。七点了。
陈醒吃完饭，帮着收拾碗筷。李秀珍在灶台边擦碗，陈大栓坐在桌边抽烟。宝根写完了字，把描红本合上，打了个哈欠。
“阿姐，我困了。”
月光从窗外照进来，落在他脸上，白白的，嫩嫩的，像一块刚出笼的糯米糕。
她弯腰，帮他把被子掖了掖。
然后她走回外间，在桌边坐下来，从抽屉里拿出那沓稿纸，铺开。
沈阿大的故事，还要继续写下去。外头那些大人物打来打去，他管不了。他只想把那些衣裳做好，把那些破了的地方缝好。一针一线，缝缝补补。
就像她一样。
窗外，夜色如墨。
远处，黄浦江上的船笛声，隐隐约约传来。
她低下头，继续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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