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0年的春天，来得格外迟缓。
二月过去了，三月也过去了，到了四月头上，法租界的梧桐树才肯吐出一点点嫩芽，怯生生的，像怕惊动了什么似的。
陈醒下了班，从公司出来，天还亮着。她沿着霞飞路往南走，走到弄堂口的时候，脚步顿了一下——对面马路边，永昌钟表行的橱窗里，那几块老式怀表还摆在老位置，指针指着不同的时间，像几个各怀心事的人，谁也不理谁。她看了一眼，转过头，走进弄堂。
长篇小说《裁衣记》去年冬天就写完了。整整十二万字，最后一个字落笔的时候，她坐在桌边，望着那沓厚厚的手稿，发了好一会儿呆。心里头像有什么东西，空了一块，又像有什么东西，满了。
姚苏凤先生看了结尾，回了一封信，只有几行字：“收得好。这个结尾，我看了三遍。”她把那封信夹在手稿里，锁进抽屉。
如今报纸上还在连载，读者来信越来越多。有人骂沈阿大太倔，有人心疼他那个苦命的女儿，有人写信来问，后来呢？后来怎么样了？姚先生讲，反响不错，让她考虑下一部。她笑笑，没答应，也没拒绝。
写字这种事体，急不得的。就像裁缝做衣裳，一针一线，都要慢慢来。急出来的，不是东西。
可最近，她在公司里，越来越觉得自己像个多余的人。
大通船运会计一部的办公室，还是老样子。王姐还是每天嚷嚷着冷，何美芳还是对着小圆镜照个不停，朱先生还是闷头整理单据。可陈醒手里的活，越来越少。那些对日商社的货运单据、保费计算、汇兑核销——从前她经手的东西，如今都交给了别人。新来的几个会计，年轻，手脚快，日语也好，跟总务科那边打交道，比她方便得多。
她心里明白。不是她做得不好，是有人不想让他们碰了。
总务科现在是吴三在管。那个矮矮瘦瘦、头发抹了油、笑起来露出一口黄牙的男人。周默生不怎么来公司了。有时候一连好几天见不着人影，办公室的门关着，灯灭着，门口的铜牌还在，可人不知道去了哪里。没人解释，也没人问。庞文桦那边不提，好像这个人从来没存在过一样。
吴三倒是越来越活跃。三天两头往庞文桦办公室跑，出来的时候笑眯眯的，手里拿着文件夹，腋下夹着烟，像个刚得了赏的小厮。他在走廊里碰见陈醒，还是会凑过来，黏黏糊糊地叫一声“陈小姐”，眼睛在她身上溜一圈。陈醒客客气气地应一声，低下头，走开。他不恼，也不追，只是站在那里，望着她的背影，嘿嘿笑两声。
她不喜欢那种笑。像猫看见了鱼，不急着吃，就是看着，看你能跑到哪里去。
周世昌呢？那个从前笑眯眯的、从她桌边走过时会停下来问一句“陈小姐，忙伐”的周世昌，如今也变了。他还是笑眯眯的，可那笑底下头，多了些东西。她说不清楚，像一个人在台上唱戏，脸上画着浓妆，你看不清他真正的表情。他跟日本人走得很近，公司里的人都在传，讲他上个月请东洋商社的人吃饭，在虹口那边的高级料亭，一顿饭花了几百块。几百块！够她家吃两年的。
陈醒听着那些闲话，心里头像有什么东西，沉沉的。
她不怨。在这个年头，在这个地方，在这个行当里，怨是最没用的东西。她只是觉得——冷。不是天气的冷，是人心里的冷。
好在，还有沈嘉敏。
沈嘉敏是三月间回上海的。杜青在皖南前线受了伤，送回后方休养，她跟着回来，在上海待一阵子。两个人约在霞飞路上那家老馆子见面，还是靠窗的卡座，从前的位子。
沈嘉敏瘦了，黑了，可精神还好。她穿着件灰扑扑的棉布旗袍，头发剪得短短的，像个男学生。坐下来第一件事，不是点菜，是从包里掏出一沓报纸，啪地拍在桌上。
“阿醒！侬看看！重庆那边也有人看侬的小说！我们报社的同事，从上海带过去的，传了一圈，人人都讲好！”
陈醒拿起报纸翻了翻，是《文汇报》的副刊剪报，边角都卷起来了，上头有铅笔画的圈圈点点。她笑了笑：“侬同事不嫌我写得太慢？”
“慢是慢，可写得好啊！”沈嘉敏眼睛亮亮的，“我们有个同事，从前线回来的，看了沈阿大给女儿做嫁衣那段，哭了。讲像他娘。”
陈醒低下头，端起茶杯喝了一口。茶是凉的，涩涩的，可她心里头像有什么东西，暖暖的。
两个人吃了饭，又去国泰看了场电影。片子是好莱坞的，讲一个女记者跑到欧洲去采访，闹出好多笑话。沈嘉敏笑得前仰后合，陈醒也跟着笑了几回。可笑着笑着，她忽然觉得，那银幕上的世界，离她好远。那些穿漂亮衣裳的人，那些不用算计铜板的日子，那些可以随便笑、随便闹的辰光——像梦一样，看得见，摸不着。
从电影院出来，天已经黑透了。
霞飞路上的霓虹灯一盏一盏亮起来，红的绿的蓝的黄的，照得人眼花。沈嘉敏叫了辆黄包车，上车之前，回过头，朝陈醒挥了挥手：“阿醒，改天再约！我请侬吃老正兴！”
陈醒站在路边，望着那辆黄包车越走越远，最后消失在夜色里。她站在那里，站了一会儿。然后她转过身，往仁安里的方向走。
夜风从黄浦江那边吹过来，凉丝丝的，带着河腥味和煤烟味。路上人不多，这个辰光，有钱的都在馆子里孵着，没钱的早早回了家，只有几个黄包车夫还在跑，叮叮当当的，车铃响得有气无力。
她走过霞飞路，拐进一条小马路。这条路她走了无数遍了，哪块石板松了，哪盏路灯不亮，她都晓得。可今朝，走着走着，她忽然觉得不对。
身后有脚步声。
不是那种正常的、赶路的脚步声。是——她快，它也快；她慢，它也慢。她心里头像有什么东西，猛地缩紧了。她没有回头，只是加快了脚步。前面的路口拐过去，就是仁安里了。只要进了弄堂，喊一嗓子——有的是人。
身后的脚步声也跟着快起来。
她攥紧了手里的布包。包里没什么值钱的，可那包角上，缝着一块铁皮——是她从罐头盒子上剪下来的，磨得尖尖的。胡为兴教过她，万一有人跟，别慌，往亮处走，往人多的地方走，实在不行，就拿这个招呼他。
她深吸一口气，猛地转过身，抓起布包就往身后那人脸上砸过去——
“哎——”
一只手抓住了她的手腕。力道不大，可稳当当的，像早就料到她会这么干。她听见一个声音，低低的，沙沙的，像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——
“是我。”
那声音，她认得。
周默生站在路灯底下，穿着一件灰扑扑的夹克，没打领带，头发乱糟糟的，脸上全是汗。路灯的光照在他脸上，惨白惨白的，嘴唇一点血色都没有。那双眼睛，在金丝眼镜后头，还是亮的，可那亮底下头，是疲惫，是痛，是——
她低下头，看见他另一只手捂着腰侧。手指缝里，有什么东西，黑黑的，黏黏的，在路灯下头泛着光。
血。
她抬起头，望着他。他望着她，嘴角动了动，像是想笑，可那笑还没成形就散了。
“侬——”她刚开口，他摆了摆手，身子晃了一下，靠在旁边的墙上。墙是湿的，青苔蹭了他一背，他也不管，只是低着头，喘着粗气。
“我受伤了，”他说，声音低得像从水里捞出来的，“帮帮我。”
陈醒站在那里，望着他。
路灯的光照在他身上，照出那张她看了快一年的脸。第一次见面，他在档案室里抽烟，痞痞的，吊儿郎当的，像个什么都不在乎的小开。后来他请她吃饭，西餐、本帮菜、淮扬菜，一家一家地换，讲木渎的桥、讲河里的鱼、讲阿婆做的桂花糕。再后来他当了总务科副科长，成了汪伪特务，成了公司里人人不敢得罪的人物。吴三叫他“生哥”，庞文桦对他客客气气，周世昌见了他也要让三分。
可此刻，他靠在湿漉漉的墙上，手捂着腰，血从指缝里渗出来，滴在石板路上，一滴，两滴，三滴，在路灯下头，像一朵一朵暗红色的花。
他望着她。那双眼睛，她见过很多次了。在档案室里，痞痞的；在西餐馆里，亮亮的；在城隍庙后头的小馆子里，暖暖的；在总务科的走廊里，冷冷的。可此刻，那双眼睛里，只有一种东西——
恳求。
不是命令，不是试探，不是算计。是恳求。是一个人在黑暗里走了很久，终于看见一盏灯，他不敢确定那灯是为他亮的，可他实在走不动了，只能赌一把。
她想起胡为兴的话：“先交好，不要得罪。”
她想起沈泽楷的话：“这个人不太像汪伪那边的人，可说不上来哪里不对。”
她想起沈嘉敏的话：“大哥讲他在追侬。”
她想起那个下雨天，他在总务科走廊里挡在她和吴三中间，说：“滚。”
她想起那个傍晚，他在黄浦江边，说：“有些事体，现在不能讲。可侬记住，我不是侬想的那种人。”
她想起他说这些话的时候，眼睛里头，有什么东西，亮亮的，暖暖的，像冬天的太阳照在冰面上。
她深吸一口气。
“跟我走。”她说。
她扶着他，沿着那条小马路往前走。他没有靠在她身上，可她能感觉到，他在撑着。每走一步，他的呼吸就重一分。血从指缝里渗出来，滴在地上，她不敢低头看，只是扶着他，一步一步，往前走。
拐进一条更窄的弄堂，两边是高墙，地上铺着石板，长了些青苔。弄堂尽头，有一扇小门，漆皮剥落了大半，露出底下灰白的木头。她从口袋里掏出钥匙，插进锁孔，拧了两下，门开了。
这是一间她半年前租下的安全公寓。在二楼，对着后弄堂，窗户底下就是河。房间里只有一张床、一张桌子、一把椅子、一个脸盆架。床上的被褥是她前些日子刚换的，干干净净的。桌上有盏油灯，还有几本书、几本稿纸。
她把他扶到床上，让他坐下来。他靠在床头，脸色白得像纸，嘴唇干裂，额头上全是冷汗。他的手还捂着腰，可血已经不往外涌了——不是止住了，是流得差不多了。
“灯别开太亮，”他说，声音沙沙的，“窗户——窗帘拉上。”
她拉上窗帘，把油灯拨到最小。昏黄的光在房间里散开，照出两个人的影子，一大一小，挨得很近。
她打开脸盆架下头的柜子，拿出一个布包。里头是她早就备好的东西：碘酒、纱布、棉花、剪刀、镊子。这些东西，是她半年前就备下的。胡为兴教过她，每一个安全点都要备一套，有备无患。她当时没想到，第一个用上的人，会是他。
她走到床边，蹲下来，望着他：“把衣裳脱了。”
他愣了一下，嘴角动了动，像是想说什么。可看见她的脸色，什么都没说，只是慢慢解开夹克拉链，把里头那件衬衫撩起来。
她看见那道伤口了。
在腰侧，偏后头一点，一个不大不小的洞，边缘焦黑，血还在往外渗。是枪伤。贯穿的，前头进，后头出，没留下子弹。她松了口气——不用取子弹，不用去医院。可那伤口看着还是吓人，血肉模糊的，周围的皮肤肿得老高，红得发紫。
她深吸一口气，拿起碘酒，倒在棉花上。
“会疼。”她说。
他点点头，咬住嘴唇。
她把棉花按上去的时候，他的身子猛地绷紧了，像一张拉满的弓。手攥着床单，指节泛白。可他没有出声，只是咬着嘴唇，额上的汗珠一颗一颗滚下来。
她不敢看他的脸。低着头，一点一点地擦，把那些血痂、污渍、焦黑的皮肉都清理干净。碘酒渗进伤口的时候，他的身子抖了一下，像被电打了一样。她的手也跟着抖了一下，可她没停。
擦完了，上了药，用纱布缠好。一圈，两圈，三圈。她的手在他腰侧绕来绕去，能感觉到他的体温，凉凉的，不是正常人的温度。失血太多了。
“好了。”她打了个结，把剪刀放下，站起来，退后两步。
他靠在床头，闭着眼睛，喘着粗气。脸色还是白的，可嘴唇上有了点血色——咬出来的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睁开眼睛，望着她。
“多谢。”他说。就两个字，可那两个字里头，有什么东西，沉甸甸的。
陈醒没接话。她走到桌边，倒了一杯水，搁在他手边。然后她在椅子上坐下来，望着他。
“哪能弄的？”她问。
他端起水杯，喝了一口，放下。沉默了一会儿，才开口：“七十六号那边出了点事体。有人告密，说我们里头有内线。他们查了好几天，查到我头上。”
他顿了顿，手指在杯沿上慢慢转着：“我跑出来的时候，挨了一枪。幸好是贯穿的，不然——侬就看不见我了。”
他说得轻描淡写的，像在讲别人的故事。可陈醒听着，心里头像有什么东西，揪着。七十六号。那个地方，她听说过无数次了。那是上海滩最恐怖的地方，进去的人，十个有九个出不来。他在里头待了多久？他是怎么活下来的？
“侬——”她张了张嘴，想问，可不知道该问什么。
他望着她，嘴角弯了弯。那笑，跟从前不一样。不是痞痞的，不是吊儿郎当的，是一种——她也说不清楚。像一个人从火里跑出来，回头望着那团火，笑了笑，笑里头有庆幸，也有后怕。
他忽然说，声音低低的，“救了，就脱不了干系了。”
陈醒望着他，望了好几秒。
“我晓得。”她说。
他没说话，只是望着她。那双眼睛，在油灯的光里，亮亮的，像两颗星星。可那亮底下头，有什么东西，湿湿的，像要化了。
“可我总得做点什么。”她说，声音平平的，像在说一件很普通的事体，“在这个年头，在这个地方，一个人受了伤，敲了我的门，我不能装作没听见。”
他望着她，望了很久。那几秒，长得像一辈子。
然后他笑了。那笑，跟刚才不一样。不是苦的，不是庆幸的，是一种——干净的、明朗的、像孩子一样的笑。
“侬这个人，”他说，声音沙沙的，“跟别人不一样。”
陈醒没接话。她站起来，走到窗边，把窗帘拉开一条缝。外头的天还是黑的，弄堂里静悄悄的，只有远处偶尔传来一声狗叫。她听了听，没有脚步声，没有车声，什么都没有。
她转过身，走回桌边，从柜子里翻出一条毯子，扔给他。
“今晚就待在这里。明天天亮了，再想办法。”
他接过毯子，盖在身上。油灯的光照在他脸上，照出那些深深浅浅的纹路。他闭上眼睛，呼吸慢慢的，匀匀的，像是睡着了。
陈醒坐在椅子上，望着他。
她想起两年前，在档案室里，第一次看见他的样子。那时候她以为他是坏人。后来他请她吃饭，讲木渎的桥、讲河里的鱼、讲阿婆做的桂花糕。她以为他在试探她。再后来他当了总务科副科长，她以为他真的是汪伪特务。可今朝，他敲了她的门，说“帮帮我”。
她帮了。为什么？
她想了想，也许是——她想起了那年秋天，在弄堂口，他蹲在棚子后头，看一个九岁的小女孩给老阿婆包伤口。她想起了那个下雨天，他在走廊里挡在她和吴三中间，说“滚”。她想起了那个傍晚，他在黄浦江边，说“有些事体，现在不能讲。可侬记住，我不是侬想的那种人”。
她想起了他说这些话的时候，眼睛里头，有什么东西，亮亮的，暖暖的，像冬天的太阳照在冰面上。
她也许不该帮他。胡为兴会怎么说？沈伯安会怎么说？组织上会怎么说？一个地下工作者，救了一个身份不明的人，一个在七十六号待过的人，一个——也许是敌人的人。
可她总得做点什么。在这个年头，在这个地方，一个人受了伤，敲了她的门，她不能装作没听见。
她站起来，走到床边，低头望着他。他睡得很沉，眉头微微皱着，像在做什么不好的梦。毯子滑下来一半，她弯腰，替他掖了掖。
然后她走回椅子边，坐下来，靠在椅背上，闭上眼睛。
油灯的光跳了跳，在墙上投下两个人的影子，一大一小，挨得很近。
外头的天，还是黑的。可她知道，天总会亮的。
她嘴角微微弯了弯，沉沉睡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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