至于那家蓉城的大企业，他们很快在内部自查中发现，当年的某位高层，曾私下通过中介安排过“出生证明优化”，试图抹掉一些不利于子女海外身份申请的记录。
那位已经退休的老人，被公司“内部处理”，同时配合警方调查。
这些消息在一周内，并没有对外公布。
媒体还蒙在鼓里，日常追着几则房价和明星绯闻跑。
我知道，真正的风暴，会在更后面。
但对我来说，最关键的一块，已经落下。
我拿着那本《事实查明意见书》，去了芬兰驻华使馆。
在签证窗口后面的那间小会谈室里，我向负责项目的官员解释了整件事的来龙去脉。
那位金发碧眼的女士，认真听完，一字一句地确认。
“所以，这个女孩，从出生那一刻起，就没有被给予选择。她被写在了错误的户口本上，又被利用进了一条非法链条。现在，你希望通过我们这条教育项目，为她创造一个，相对中性的环境，让她可以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，重新认识自己。”
“是。”我点头。
她想了想，忽然问了一句。
“那她自己，怎么看？”
我愣了一下。
“她知道自己是个‘错误’吗？”那女士继续，“还是，她只是感觉到，大人们在忙碌，而她被带着往前走？”
我沉默几秒钟。
“她知道的还不够多。”我诚实地说，“但她足够敏感，能感觉到每个人看她的眼神里，藏着点什么。”
那女士点点头。
“我们这边的评估小组，初步同意把她纳入项目。”她合上文件，“不过，在做最终决定前，我们希望能和她本人进行一次视频沟通。不是审问，是谈话。我们想知道，她是不是在用自己的声音说话。”
我心里早有预感。
“可以。”我回答，“但希望这次沟通，不要被录制和外传。对她来说，这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‘自述’，我不想让它变成一段猎奇素材。”
女士露出一个理解的笑。
“我们不是媒体。”她说，“我们尊重每一个孩子的隐私。”
回家的路上，我一路在想，要怎么跟陈果说这件事。
那天晚上，我没有直接开口。
反而是她先敲开了我的书房门。
“叔叔。”她探头进来，“班主任今天问我，家长会能不能让‘爸爸’来。我没知道怎么回答。”
我放下手里的笔。
“你怎么说的？”
“我说，我家长工作忙，让他发个微信就行。”她说完，自己也觉得有点好笑，“老师脸色有点奇怪。”
我在心里默默记下了那位班主任的名字。
“下次，她再问，你就说，我会去。”我起身，“只不过，她要提前把想问的问题整理好，别浪费时间。”
陈果点点头，又犹豫了一下。
“你是不是，要带我去很远的地方？”她问。
我看着她。
“你愿意去吗？”
“我不知道。”她说，“我有点怕。怕去了就回不来了，怕以后，连现在这些东西都找不回来了。”
她指了指客厅里那张有些旧的沙发，墙上歪着的日历，还有那盆总是长不好却顽强不死的绿萝。
“可我也怕不去。”她又说，“怕那些人总是在背后议论，说我是谁家的孩子，说你是不是‘图’我什么。”
这话从她嘴里说出来，很沉。
“人总得怕点什么。”我说，“怕完之后，还得选一条路。”
我把使馆那边的要求，简要跟她说了一遍。
“他们想跟你聊聊。”我说，“不用背答案，也不用说什么‘正确的话’。你就按自己心里想的说。”
陈果沉默了很久。
“那我能问他们一个问题吗？”她抬眼看我。
“当然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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