沈碧瑶是在第三天出事的。
她本来打算第二天就回补充团的，但特务处在遵义的联络站积压了太多文件——两个月的电报底稿、三份未破译的密信、一箱从南京转运过来的培训教材。她花了一天半的时间整理、分类、打包，该烧的烧，该带的带。老魏帮着她一起干，两个人在联络站的地下室里忙到第三天傍晚，终于把最后一摞文件塞进了火炉。
她刚从地下室爬出来，就听到了枪声。
不是远处山里的那种零星的枪声，是城门口的，密集的，像有人在撕一块很大的布，嘶啦嘶啦的，中间夹着手榴弹的爆炸声和人的喊叫声。她站在联络站的院子里，手里还攥着一把没烧完的纸灰，看着城门的方向。夕阳正在落山，把半边天烧得通红，城门的方向升起了黑烟，浓的，黑的，像一条从地上长出来的柱子。
“共军！”有人在街上喊，“共军打回来了！”
沈碧瑶站在院子里，浑身冰凉。她想起陈东征说的那些话——“遵义是黔军的地盘”“那些人不像中央军”“如果有危险，就说自己是国军军官的家属”。她当时以为他是在吓她，以为遵义有黔军守着，红军一时半会儿回不来。但他知道。他又一次知道了。他让她带上便装的时候，就知道会有这一天。
老魏从地下室爬出来，脸上全是灰，看了一眼城门的方向，脸色变了。“组长，走！”
“来不及了。”沈碧瑶说。枪声已经从城门口蔓延到了街上，有人在跑，有人在喊，有人在哭。她听到铁皮喇叭的声音从街那头传过来，模模糊糊的，听不清在说什么，但那个腔调她认得——是红军的。
她转身跑进屋里，从箱子里翻出那几套便装。灰色的棉布长衫，藏青色的对襟褂子，黑色的裙子。他叠得整整齐齐的，连领口都翻得平平整整的。她的手在发抖，解军装扣子的时候解了两遍才解开。她把军装脱下来，和证件、配枪一起塞进一个包袱里，跑到院子后面的地窖旁边，掀开盖板，把包袱扔进去，盖上，又搬了几块石头压在上面。
老魏站在院子门口，看着她。“组长，你——”
“分开走。”沈碧瑶打断他，“你穿便装，带着小陶，找机会出城。在补充团会合。”
老魏看着她，嘴唇动了动，想说什么，但最终只是点了点头。“你小心。”
“你也是。”
老魏转身跑了。沈碧瑶站在院子里，深吸了一口气，把藏青色的褂子套上，系好扣子，又把头发从军帽里散开，用手指拢了拢，垂在肩膀上。她低头看了看自己——灰色的长衫，藏青色的褂子，黑色的裙子，头发散着，看起来就像一个普通的年轻女人。她走进屋里，找了一面碎镜子，对着看了看。镜子里的那个人她不认识，不是特务组长沈碧瑶，是一个脸色苍白、眼睛发红的女人。
她对着镜子说：“我叫沈仪仪，浙江杭州人，在南京读的女中。去年嫁到贵州来的，丈夫是黔军二十五军的连长，在城外驻防。”这是她很久没有用过的名字了。沈仪仪，她十六岁之前的名字，进复兴社之后才改成沈碧瑶。她把这句话重复了三遍，直到自己都信了。
街上的枪声稀疏了，脚步声多了起来。有人在跑，有人在喊“开门开门”，有人在砸门。她听到隔壁院子里传来女人的尖叫声，然后是小孩的哭声，然后是有人在说“不要怕，我们是红军，不拿老百姓的东西”。那个声音很年轻，带着江西口音。她站在屋里，等着。
门被推开了。一个年轻的红军战士站在门口，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灰色军装，帽子歪戴着，脸上全是灰，手里端着一支比他还长的步枪。他看起来不到二十岁，嘴唇上有一层淡淡的绒毛，眼睛很亮。
“你是哪个？”他问。
“我叫沈仪仪，浙江杭州人。”沈碧瑶的声音比她预想的要稳，“我丈夫是黔军二十五军的，在城外驻防。我来遵义探亲，没想到——”
“你带证件了吗？”
沈碧瑶做出慌张的样子，在身上摸了摸，又在桌上翻了翻，急得眼圈都红了。“哎呀，我的包袱……刚才街上那么乱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跑丢了。证件都在里面，这可怎么办……”她的浙江口音本来就重，一着急，听起来倒真像个从杭州来的年轻媳妇。
那个年轻的红军战士看着她，犹豫了一下。他大概觉得这么一个年轻女人，不像是能打仗的人。贵州这地方，能跑到遵义来的特务本来就不多，何况还是个女的。
“你跟我来。”他说。
沈碧瑶跟着他走出院子。街上到处都是红军，灰色的人影在暮色中晃动，有的在跑，有的在搬东西，有的在维持秩序。没有人砸门，没有人抢东西。她看到几个红军战士蹲在街边，围着一口锅吃饭，吃的什么看不清，但闻起来像是稀饭。一个老婆婆端着一碗水从门里出来，递给一个坐在门槛上的小红军，那个小红军站起来，接过碗，喝了一口，鞠了一躬，把碗还回去。沈碧瑶站在街边，看着这一幕，心里有什么东西在动。
她被带到了一所学校里。学校不大，院子里有一棵老槐树，树干粗得两个人抱不过来，枝叶光秃秃的，在暮色中像一把撑开的骨架。院子里已经关了几十个人，都是穿便装的。沈碧瑶扫了一眼——几个穿着绸缎旗袍的女人，烫着卷发，抹着粉，一看就是军官太太；几个穿长衫的男人，年纪都不小了，戴着眼睛，像是县衙里的文职人员；还有几个年轻人，缩在角落里，不敢抬头。她找了一个角落蹲下来，抱着膝盖，低着头。
旁边坐着一个中年女人，穿着一件暗红色的旗袍，烫着卷发，脸上抹着粉。她看到沈碧瑶，凑过来，压低声音问：“你是哪家的？”
沈碧瑶犹豫了一下。“我丈夫是二十五军的。”
“哦，”那个女人点了点头，声音更低了，“我丈夫也是。他们在城外，不知道跑没跑掉。你证件还在吗？”
“丢了。街上太乱，跑丢了。”
那女人看了她一眼，目光在她脸上停了一下，没有再追问。沈碧瑶感觉到旁边还有几个人在打量她，目光里有审视，有怀疑。一个年轻女人，独自在遵义，证件丢了，说自己是军官家属——换了她，她也会怀疑。但没有人说什么。在这种时候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大家都懂。
院子里有一个女兵，背着药箱，蹲在一个老婆婆面前，给她包扎手上的伤口。那个老婆婆的手上有一道很深的口子，血还在流，但那个女兵一点也不嫌脏，用棉花蘸着盐水一点一点地擦，动作很轻。沈碧瑶看着她，看了很久。她想起自己在复兴社培训的时候，教官说“共匪都是没有人性的野兽”。但那个女兵的手很轻，眼睛很亮。
天黑了。院子里点起了几盏煤油灯，光线昏黄。有人送来了一桶稀饭和一堆碗。沈碧瑶排在后面，轮到的时候，桶里的稀饭已经不多了，只剩下一些汤汤水水。打饭的红军战士看了她一眼，从旁边的篮子里拿出一个红薯，塞到她手里。“没了，吃这个吧。”
沈碧瑶接过来，红薯还是热的，烫手。她低头咬了一口，甜的。她站在那里，手里攥着那个红薯，眼泪突然就掉下来了。
第二天一早，沈碧瑶被外面的歌声吵醒了。她睁开眼睛，看到院子里的红军正在集合。他们排成几排，站得整整齐齐的，开始唱歌。歌是她没听过的——“起来，饥寒交迫的奴隶，起来，全世界受苦的人……”声音不大，但很齐，很亮。她坐在地上，靠着墙，听他们唱。她想起自己在复兴社培训的时候学的那些歌，都是“党国万岁”“领袖万岁”之类的，唱的时候要站得笔直，声音要洪亮。但那些歌她从来没有真正记住过。但这首歌不一样。她只听了一遍，就记住了。不是记住了旋律，是记住了那种感觉。
白天的时候，院子里的红军换了岗。新来的哨兵是个女兵，梳着两条辫子，脸圆圆的，笑起来有两个酒窝。她站在门口，端着枪，时不时会回头看一眼院子里的人。中午的时候，有人送饭来，那个女兵帮着打饭，一碗一碗地端到每个人手里。端到沈碧瑶的时候，她笑了一下。“你是哪里人？”
“浙江。”沈碧瑶说。
“浙江哪里？”
“杭州。”
“杭州好地方。”女兵的眼睛亮了一下，“我们首长说，西湖边上有一个雷峰塔，里面压着白素贞。他说等打完了仗，带我们去杭州看看。”她笑了笑，转身走了。
沈碧瑶坐在墙根下，手里端着那碗稀饭，很久没有动。白素贞。雷峰塔。她小时候也听过这个故事。她从来没有想过，会在一个红军的女兵嘴里听到这些。那个女兵说“等打完了仗”的时候，眼睛里有光。不是那种要杀人要放火的光，是一种很亮、很干净的光。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记住了这个。她只知道，那个女兵跟她差不多大，笑起来有两个酒窝，没有去过杭州，但知道雷峰塔里压着白素贞。
她在遵义城里待了三天。三天里，她没有挨打，没有被审问，没有被关在黑屋子里。她只是坐在那个院子里，每天有人送饭来，每天有人来打扫卫生。她看到红军不拿老百姓的东西，帮老百姓挑水扫地。她看到红军的女兵和男兵一样行军打仗，没有人欺负她们。她听到红军唱的歌，不是她想象中的“共匪”会唱的歌。她开始想一个问题：这些人真的是“匪”吗？
第三天夜里，红军突然撤了。没有征兆，没有通知，只是在半夜的时候，临走的时候，院子里的哨兵把门打开了。“你们可以走了。”
院子里的人愣了一下，然后一窝蜂地涌出去。沈碧瑶走在最后面，走到门口的时候，她停下来，回头看了一眼。院子里的老槐树在月光下光秃秃的，枝干像一只张开的手掌，指着天空。她转回头，走出了门。
街上很安静，月光把石板路照得银白一片。她走到联络站的院子外面，推开门，走进去。地窖上的石头还在，她搬开石头，掀开盖板，把包袱拿出来。军装还在，证件还在，枪还在。她把军装换上，把头发盘起来，塞进军帽里。她站在院子里，低头看了看自己——灰色的军装，少校军衔的领章。她又变回了特务组长沈碧瑶。但她知道，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。
她走出城门，天快亮了。东边的天空泛起了鱼肚白，光线从山岭后面透出来。城外有一座破庙，她走进去，坐在门槛上，靠着门框。她坐在那里，哭了很久。不是因为害怕，不是因为委屈，是因为她不知道。她不知道什么是“匪”，什么是“共”。她不知道自己在复兴社学的那些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。她不知道那个十九岁的女兵说的“打完了仗”能不能等到。她什么都不知道。她只知道，她回不去了。不是回不了补充团，是回不了以前的自己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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