十月的上海，秋意深了。
法租界的梧桐树，叶子黄了大半，风一吹，哗啦啦往下掉，铺了一地。仁安里弄堂口的石板路上，每天清晨都能看见扫街的老伯，拿着大扫帚，唰，唰，唰，把那些落叶堆成一堆一堆的。顾太太从菜场回来，拎着篮头，跟隔壁的阿婆讲：“今年叶子落得早，怕是冬天要来得早。”阿婆缩在竹椅里，眯着眼睛：“早好，早点冷，早点过年。”
陈醒下了班，从公司出来，天已经暗了。她沿着霞飞路往南走，走到弄堂口，习惯性地往路边看了一眼——没有那辆黑色的轿车。
这已经是第十天了。
周默生不见了。
上个月底，她还跟他吃了两次饭。一回是西餐馆，这回换了家本帮菜馆，在城隍庙后头，做的是地道的上海菜，红烧肉、腌笃鲜、八宝辣酱，样样都做得地道。周默生讲，西餐吃个情调，本帮菜才落胃。他穿着件灰色夹克，没打领带，头发也没梳得那么光，看起来像个普通的小开，不是公司里那个西装革履的“特别顾问”。
两回吃饭，都没再提那些试探的话。聊的是电影、小说、弄堂里的趣事。周默生讲他小时候在木渎，跟着阿婆去赶集，看见卖糖人的摊头就走不动路。陈醒讲宝根上学的事体，讲他写“国”字写得歪歪扭扭的，可一笔一画都很用力。
周默生听着，笑了，说：“小孩子都这样。我小时候写字，先生讲我写的字像蚯蚓在爬。”
陈醒也笑了。那笑，是真的笑，不是客气的、防备的那种。
吃完饭，他送她回家。车子停在弄堂口，她下车，他坐在车里，隔着车窗朝她挥挥手。她走进弄堂，回头看了一眼，车还停在那里，灯亮着。她转过身，继续走。再回头，车已经开走了。
就这么吃了两回饭。不多，也不少。
然后他就消失了。
没有电话，没有口信，没有解释。在公司里，他的办公室门关着，灯灭着，门口的铜牌还在，可人不见了。庞文桦那边也不提，好像这个人从来没存在过一样。
陈醒心里头像有什么东西，空落落的。不是难过，是一种——说不清的滋味。像一个人走在路上，忽然发现旁边的脚步声没了，回头一看，什么都没有。
她把这个念头压下去。不想了。人家是“特别顾问”，来来去去，自然有他的道理。她只是个普通会计，没资格问。
可她知道，她不是普通会计。她是“白鸽”。她的眼睛，要看着每一个不该看的人。
十月初的一个早上，陈醒照例提前一刻钟到办公室。她脱下围巾，挂在椅背上，把布包放进抽屉，坐下来，翻开昨天没做完的那本账。
王姐比她晚到五分钟，一进门就嚷嚷：“今朝冷得来！我的手都冻僵了。”她搓着手，走到自己桌边，倒了一杯热水，咕咚咕咚灌下去。
何美芳跟在后头，穿着件新做的藏青色呢子大衣，头发烫成时下最流行的卷，走起路来一摇一摆的。“王姐，侬也真是的，年年秋天都喊冷，年年都不肯多穿点。”
“我哪能没多穿？”王姐把毛衣袖子撸起来给她看，“你看，厚得来！棉的！”
“棉的不挡风，”何美芳坐下来，从包里掏出小圆镜照了照，“要穿呢子的。我昨儿个在鸿翔看见一件，藏青色的——”
“鸿翔？”王姐瞪大眼睛，“那地方是阿拉这种人去的？一件大衣要卖多少铜钿？够我吃三个月了！”
何美芳撇撇嘴，没接话，继续照她的镜子去了。
朱先生闷头走进来，朝大家点点头，就坐下来开始整理单据。他还是老样子，话少，活多，永远是最早到、最晚走的那一个。
陈醒低着头做账，耳边是王姐和何美芳絮絮叨叨的闲话，笔尖在纸上沙沙响。这样的早晨，跟往常没什么两样。
九点刚过，庞文桦推门进来了。
这位大通公司的副总经理，平时很少到会计一部来。有什么事体，都是叫曲霜去他办公室谈。今朝亲自来，脸色不大好看——不是生气的那种，是一种——陈醒也说不清楚，像一个人在咽什么苦东西，咽不下去，又吐不出来。
“大家停一停，”庞文桦站在门口，清了清嗓子，“我宣布一件事体。”
办公室里安静下来。王姐放下手里的热水杯，何美芳把小圆镜塞进抽屉里，朱先生抬起头，从老花镜上方望着庞文桦。
“从今天起，”庞文桦说，“公司新设一个部门，叫总务科。主要负责跟东洋方面、跟汪政府那边的协调事务。”
他顿了顿，像是在斟酌什么。然后他说：“总务科的科长，由我兼任。副科长——”
他停顿了一下，那个停顿，不长，可在陈醒听来，长得像一辈子。
“副科长，由周默生先生担任。”
陈醒手里的笔，顿了一下。
不是没拿稳，是——她自己也说不清。像走在路上，忽然踩到一个坑，脚下一空，心也跟着往下坠。
周默生。总务科。副科长。
这些词拼在一起，像一幅她看不懂的画。
庞文桦还在说着什么，什么“配合东洋方面的运输需求”，什么“保障公司正常运营”，什么“希望大家支持周先生的工作”。她听着，可那些话像隔着一层水，模模糊糊的，听不真切。
她只听见了三个字——周默生。
那个在弄堂口看她给老阿婆包伤口的人。那个在档案室里痞痞地笑着，说“下趟我会注意”的人。那个在西餐馆里请她吃法餐，说“咱们还是挺有缘分的”人。那个在城隍庙后头的小馆子里，讲他小时候赶集买糖人的人。
那个人，是汪伪特务。
这怎么可能？
她抬起头，望着庞文桦。庞文桦的脸上，看不出什么表情。可那双眼睛，在镜片后头，有些远，像隔着一层雾。他宣布完，点了点头，转身走了。
办公室里安静了几秒。然后王姐第一个开口：“周先生？那个新来的顾问？伊哪能会来当副科长？”
何美芳撇撇嘴：“人家本来就是特别顾问，管对日商事务的。现在设个总务科，伊当副科长，不是顺理成章的事体？”
“可那是汪伪啊，”王姐压低声音，“东洋人搞出来的东西……”
“嘘——”何美芳赶紧捂住她的嘴，“侬轻点！这种话也敢乱讲？”
王姐缩了缩脖子，不敢再说了。
陈醒低着头，继续写她的数字。一笔一画，整整齐齐。可她的手，在微微发抖。
朱先生从老花镜上方望了她一眼。那一眼，很短，很淡，像无意间的一瞥。然后他低下头，继续整理他的单据去了。
中午，陈醒一个人去老正兴吃面。
阳春面，汤清面白，上头浮着几粒葱花。她端着碗，慢慢吃着。吃着吃着，脑子里头一直转着那些事体。
总务科。东洋人要征用船运公司。
她想起前阵子从账本上看到的那些货运记录——共荣商行、大东洋行、华中产业株式会社。那些往武汉方向运的“机械零件”，那些保费奇高的军需品。她以为那些东西是运给东洋军队的，可如今看来，不单是运到国内战场，还要运到东南亚，运到那些她只在报纸上读到过的地方。
东洋人要打仗。打大仗。打到南洋去，打到太平洋去。他们需要船，需要货，需要一条一条的运输线。大通公司，是上海滩数一数二的船运企业。他们看上了大通，要把它变成自己的运输队。
沈泽楷哪能会同意？
她想起沈泽楷那张脸，金丝眼镜后头的眼睛，沉沉的，像黄浦江上的雾。他怎么会同意？他是大通的老板，是上海滩有头有脸的人物，是——是沈嘉敏的大哥。他怎么会把公司交给东洋人？
可她晓得，有些事体，不是你想不同意，就能不同意的。
东洋人占了租界，占了码头，占了航线。你的船要开出去，要经过他们的关卡，要他们的通行证。你不答应，他们就扣你的船，封你的仓库，抓你的人。你能哪能办？
沈泽楷没有选择。就像上海滩千千万万的人一样，在刺刀底下，能做的只有低头。低头，不一定是认输。低头，也许是为了活着。活着，才能等。
她吃完面，付了钱，走出馆子。天阴着，灰蒙蒙的，像要落雨。她沿着霞飞路往公司走，走着走着，忽然想起胡为兴。
她得告诉他。
总务科这个事体，不是小事体。东洋人征用船运公司，意味着他们的战争机器在加速运转。那些账本上的数字，那些货运记录，那些保费、运费、付款方——它们不是冷冰冰的数字，是子弹，是大炮，是炸弹，是那些在重庆、在长沙、在桂林、在每一个没有东洋人的地方，活着的人头顶上的刀。
她得告诉胡为兴。
可她不能。
大哥撤离之后，胡为兴让她静默三个月。不联系，不打听，不露出任何痕迹。这是规矩。规矩破了，不单是她危险，胡为兴危险，整个线都危险。
她只能等。
等静默期过去，等胡为兴来找她，等那些情报，从她的眼睛里、耳朵里、笔尖下，变成密写，变成死信箱里的纸条，变成钟表行里间那句轻轻的“辛苦了”。
可等着，心里头像有把火在烧。
下午，陈醒回到办公室，坐下来继续做账。三点多钟，走廊里传来脚步声。皮鞋踩在水门汀地上，笃，笃，笃，不紧不慢。
她认得那个脚步声。
门被推开了。周默生站在门口，穿着件深灰色的西装，打着领带，头发梳得一丝不苟。金丝眼镜擦得锃亮，嘴角勾着，似笑非笑的。跟从前一样。
可又不一样了。
从前他是“特别顾问”，客客气气的，像个人畜无害的小开。如今他是总务科副科长，是汪伪特务，是东洋人棋盘上的一颗子。
他站在门口，目光扫过办公室。王姐，何美芳，朱先生，然后——落在陈醒脸上。
那一眼，很短，很淡。像风吹过水面，连涟漪都没来得及荡开，就过去了。可陈醒看见了——那眼睛里头，有什么东西，跟从前不一样了。不是痞痞的，不是试探的，是一种——她也说不清楚。像一个人在雾里走了很久，终于走出来，站在太阳底下，可脸上还带着雾气的凉。
“各位，”他开口，声音不高不低，带着点磁性，尾音微微上扬，“以后总务科的事体，还要请大家多关照。”
王姐第一个站起来：“周先生客气了！有什么事体尽管吩咐！”
何美芳也笑眯眯地点头：“周先生，以后常来常往。”
朱先生抬起头，从老花镜上方望了他一眼，点了点头，又低下头继续整理单据去了。
周默生笑了笑，转身走了。走到门口的时候，他的脚步顿了一下。极短的，几乎察觉不到的一下。然后他走出去，带上门。
陈醒坐在那里，手里的笔还握着，可一个字都写不出来。
她想起上个月，在城隍庙后头那家小馆子里，他讲他小时候的事体。讲木渎的桥，讲河里的鱼，讲阿婆做的桂花糕。讲着讲着，忽然停下来，望着她，说：“陈小姐，侬有没有觉得，有些人，注定要遇见？”
她当时没接话。只是笑了笑，端起果汁杯，喝了一口。
如今想起来，那句话，像一根针，扎在她心里头。
下班了。陈醒收拾好东西，走出公司。天已经黑了，霞飞路上的霓虹灯一盏一盏亮起来，红的绿的蓝的黄的，照得人眼花。她站在公司门口，望着那些灯，站了一会儿。
然后她看见了他。
周默生站在台阶下头，手里夹着根烟，正往嘴边送。路灯的光照在他身上，把那件深灰色西装照得泛着微微的光。他看见她，笑了笑，那笑，跟从前一样，痞痞的，吊儿郎当的。
“陈小姐，”他说，“下班了？”
陈醒点点头，没说话。
他吸了一口烟，烟雾从鼻子里慢慢喷出来，在夜色里散成一片淡淡的蓝。他望着那片烟雾，望了几秒，然后转过头，望着她。
“陈小姐，”他说，“侬是不是有什么话想问我？”
陈醒望着他。那双眼睛，在金丝眼镜后头，亮亮的，像两颗星星。嘴角勾着，似笑非笑的。可那笑底下，有什么东西，沉沉的，像深不见底的井。
她张了张嘴，想问——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你为什么要当汪伪特务？你那些话，哪些是真的，哪些是假的？你请我吃饭，是真的想请我吃饭，还是在试探我？
可她什么都没问。
“没有，”她说，声音平静，“周生，我先走了。”
她转过身，朝仁安里的方向走。
夜风吹过来，凉丝丝的，她没回头，也没说话。她继续往前走，走进夜色里。
身后，那根烟的火光，在黑暗里亮着，像一颗快要灭了的星星。
回到仁安里，灶披间的灯亮着。李秀珍在灶台边忙活，锅里咕嘟咕嘟炖着咸菜豆瓣汤。宝根趴在桌边写字，一笔一画，很认真。
“阿姐回来啦！”宝根抬起头，咧嘴一笑。
陈醒走过去，摸摸他的头，在他旁边坐下来。李秀珍从灶台边探出头：“今朝哪能回来这么晚？”
“公司加班。”陈醒说。
她没提周默生的事体，没提总务科的事体，没提那些在她心里头翻涌的、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。有些事体，说了也是让姆妈担心。
李秀珍点点头，没多问。她把汤盛出来，又把一碟炒青菜、一碟酱瓜、一碟乳腐摆好。陈大栓从外头回来，放下车把，搓着手走进来。他在桌边坐下来，端起碗喝了一口汤，烫得龇牙咧嘴。
“阿爸，慢慢喝。”宝根在旁边笑。
陈大栓摸摸他的头，又低头喝汤去了。
一家人围坐在桌边，慢慢吃着。咸菜豆瓣汤鲜得很，炒青菜碧绿生青的，酱瓜咸咸的，脆脆的。虽没什么好菜，可一家人坐在一起，说说笑笑，也就够了。
吃完饭，陈醒帮着收拾碗筷。李秀珍在灶台边擦碗，陈大栓坐在桌边抽烟。宝根写完了字，把描红本合上，打了个哈欠。
“阿姐，我困了。”
陈醒把他抱起来，走进里间，放在床上，盖好被子。宝根翻了个身，嘟囔了一句什么，就睡着了。
陈醒站在床边，望着他。他的脸，在月光里，白白的，嫩嫩的，像一块刚出笼的糯米糕。她弯腰，帮他把被子掖了掖，然后走回外间。
李秀珍已经擦完碗了，把碗筷收进柜子里。陈大栓掐灭烟头，站起来，走到里间去了。灶披间里只剩陈醒一个人。
她坐在桌边，从抽屉里拿出那沓稿纸，铺开。
窗外的风呜呜地叫着，像有人在哭。她望着那几页稿纸，忽然觉得，沈阿大跟她的处境，也没什么两样。都是小人物，在乱世里讨生活，守着手里那点东西，一针一线地活着。外头那些大人物打来打去，他们管不了，也不想管。可他们慢慢发现，有些东西，不是不想管，就能不管的。
她把稿纸收好，塞进抽屉里。站起来，走到窗边，推开一条缝。外头的天已经黑了，弄堂里黑漆漆的，只有远处租界的灯火模模糊糊地亮着。风从窗缝里钻进来，凉丝丝的，吹得人身上起栗。
她知道，从今往后，她在公司里，要多看一个人了。不是周世昌，不是曲霜，是周默生——总务科副科长，汪伪特务。
她深吸一口气，关上窗，吹熄了灯，走进里间。宝根睡得很沉，呼吸均匀。她在他旁边躺下来，望着天花板。那道裂缝，还在那里，弯弯曲曲的，像一条干涸的河。
她闭上眼睛。耳边，远远传来海关大楼的钟声。一下，一下，一下。十一点了。
她翻了个身，把被子往上拉了拉。
胡为兴，你什么时候来找我？
窗外，夜色如墨。远处，黄浦江上的船笛声，隐隐约约传来。
她嘴角微微弯了弯，沉沉睡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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