画面里那张脸，和她有几分相似。
不是五官，而是一种隐约的神态。
“她说得挺好听的。”陈果放下笔，低声说，“像是电视剧里的台词。”
我关掉了电视。
“你不用现在就对她下判断。”我说，“她也是被摆在台面上的一块棋子。真正在后面动手的人，已经被抓进去等判了。”
陈果点点头，没再说话。
几天后，我们收到了两封信。
一封来自芬兰项目组，正式通知陈果的申请获得通过，将在下一学年，提供语言预备课程和生活补贴。
另一封，则是晴曜集团法务部发来的。
信很客气，开头几行是标准的公司措辞。
“本公司已知悉贵方所提供的关于一九九×年某县医院新生儿错配事件的相关材料，现正积极配合有关部门调查……”
后面两页，语气渐渐变得不像公文。
他们转达了顾若晴个人的一个请求。
她希望能在合适的时间，以一个“当事人”的身份，而不是企业代表，和陈果见上一面。
地点可以由我们选，形式可以由我们定。
“我们尊重任何结果。”信的末尾写着，“但无论如何，她有权知道，在这个世界上，还有一个与她在出生那天就发生了交叉的女孩。”
我把信递给陈果。
她拿着那几张纸，读得很慢。
读完之后，她沉默了很久。
“你怎么看？”我问。
“我不知道。”她摇头，“我好像既想见，又不想见。”
她抬头看向我。
“你觉得呢？”
我没有立刻回答。
“我觉得，你没必要着急。”我说，“你现在有很多事情要面对。出国、学校、语言、生活……你不需要在同一时间，把所有‘身份问题’都解决掉。”
陈果把那封信折好，重新塞回信封。
“那我先不回。”她说，“等我哪天真的想见了，再让你帮我写。”
我点点头。
“这是你的权利。”
那天晚上，我难得睡得不太好。
梦里，混乱的场景在切换。
产房里婴儿的啼哭声，公证处窗口前排队的背影，芬兰那边视频里雪白的街景，还有我户口本上那一行，突兀出现又几乎要被各种盖章覆盖掉的名字。
早上醒来时，天色还灰着。
我坐在床边，拿起那本被翻得有些旧的户口本。
上面“陈果”那一栏，依然安静地躺在那里。
法律程序在继续。
警方会给出起诉意见，检察院会决定是否提起公诉，法院会在几个月后给出判决。
顾家的内部风波会平息或升级，媒体会找到新的热点。
芬兰那边，会按计划在秋天开学，寄来一封写着“Welcome”的信。
所有这些，都在一条条轨道上运行。
而对我来说，真正改变的，是看待“户口本”这件事的方式。
以前，那只是一张本子。
记录着一个人，被系统承认的存在方式。
现在，我知道，那上面的每一个字，都可能是一场精心算计的结果。
也是一块沉甸甸的石头。
你把谁的名字写上去，就是在替谁承担一部分命运。
几个月后，陈果拿到了芬兰的学生签证。
出入境大厅里，人声嘈杂。
我站在送别的人群里，看着她背着那只有点大的双肩包，手里攥着护照和登机牌。
“到了那边，多穿点。”我像所有送孩子出国的大人那样，絮叨了一句，“北欧冬天冷。”
“你不是说，机场有暖气吗？”她笑了一下，“而且还有接机。”
“机场外面也有风。”我说，“你总不能一直待在机场。”
她点点头，认真地听着这些其实没什么技术含量的叮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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